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成立

2019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正式获批成立。该中心依托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统合浙江大学历史学尤其是原有的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力量,并吸收全国重要同行学者及招生考试管理部门专家加盟,以稳健扎实、勇于拓新、史论结合、古为今用为理念,以专注考试理论研究、服务考试改革实践和促进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学术交流为宗旨,致力于建成全国领先的科举学研究重镇和高考改革决策咨询基地。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世界一流大学招生政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郑若玲教授等著《世界一流大学多样化招生政策研究》

读郑若玲教授领衔新著《世界一流大学多样化招生政策研究》,颇有一种“不谋而同”之感,这可能与我们都长期以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有关,但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我们近年来都将目光投向了世界一流大学招生制度改革问题,并且她完成了我想做却没有做的研究工作。说起来这是极其巧合的事情,我于2020年获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课题名称,即“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研究”,而当时申请结项的课题成果形式是论文而非著作,因此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至少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形成互补,并且又避免了重复的科研劳动。

恢复高考与新三级大学生的使命及作为

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1977年恢复高考是最重要的事件。1979年高考也有时间固定、政审放宽等新举措。新三级大学生的文化水平、基本素质和所作所为,体现出恢复高考的意义和价值。新三级大学生总数95万多人,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极度精英教育群体。79级大学生多数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且年龄较小,但也有不少与77、78级大学生相同的特征,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精神特质,因此被视为同一个大的教育群体。国家和社会给予新三级大学生巨大的机会,他们肩负国家的重托与人民的期望,负有为国效劳、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后来,新三级大学生也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待,报效国家的愿望和意识也特别强烈。已经逐步淡出的新三级大学生群体,被深刻地打上恢复高考的时代烙印,与改革开放密切相关,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高考改革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关联——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通过对全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中经历过新高考大学生的问卷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对高考试卷应体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认同度较高,但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考试卷中增加智育考核对体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正向影响能力最强,其次依次为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考核;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作用有限,且综合素质评价正向影响高考综合改革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效果的能力强于选科制度。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建议正视高考试卷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限度,稳步增加跨学科、开放探究题目和注重考核实践能力;重视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生涯辅导,增强选科制度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积极影响;拓展综合素质评价的个性化空间,落实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引导作用。

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的实证研究

基于83694份“高考改革问卷调查”有效数据,考察高中生、大学生、高中教师、大学教师、家长与关心高考改革的社会人士五个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的评价。通过词频分析可知,“公平性”“高竞争”“压力大”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最广泛而突出的评价。通过熵值分析发现,各利益相关主体对高考制度评价同中有异,表现出不同利益诉求。通过聚类分析则进一步验证和深化了词频分析和熵值分析所获得的各项结论。鉴于此,应明确维护高考公平仍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兼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同时对高考改革的政策评价也应予以适当延展时间。

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形成、特征及启示——以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为例

追求优质生源是各类大学本科招生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但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存在显著差异,这既有精英教育理念的文化内因,又有办学资源之别的物质外因,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源于大学办学定位与目标的差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作为典型性世界一流大学,其本科招生制度的形成与设计虽因国情不同而各具特色,但也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统一考试完成初步筛选,以综合评价实现优中选优,以高竞争性确保精英选拔,以高质量与多元化为国际招生原则,以多元录取打造活力校园。典型性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个性特色与共性特征,对当前构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具有诸多启示:一是应着力构建“高考初选、校测再选”的二次择优考核机制,二是应完善“量化为主、质性为辅”的特色综合评价方案,三是应健全“高质量、多元化”为基本原则的国际招生政策,四是应优化“类型多样、功能互补”的多元录取招生体系。

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个性、共性与经验——基于6所不同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

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招生制度是选拔卓越人才、促进学科发展和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美、英、德、日等6国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差异而各具特色,但在追求卓越新生的选拔制度设计上却又存在较多共性特征,包括入学管道多元化、选拔方式多样化、评价体系综合化、招生权利自主化等。当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亟需优化高校本科招生制度,美、英、德、日等6国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为破解我国高考多样化改革的难题、优化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本科招生制度提供了诸多经验:一是着力深化推进高考多元评价改革;二是加强高考多样化改革的科学性;三是注重发挥高考制度的教育功能;四是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权。

新高考背景下我国本科跨学科专业人才选拔培养的机遇与挑战

新高考背景下我国本科跨学科专业人才选拔培养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其机遇在于“选科选考”政策有助于引导学生构建跨学科学习的知识基础、“综合评价”政策有助于引导学生培养跨学科学习的综合能力、“专业录取”政策有助于推动跨学科专业建设;其挑战在于学科人才供给与跨学科人才选拔需求不平衡、跨学科专业对生源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的选拔要求不明确、跨学科人才选拔培养一体化模式不健全。应对新高考背景下我国本科跨学科专业人才选拔培养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关键在于建设连通高中和大学的跨学科专业人才选拔培养一体化模式,同时改进选考科目赋分方式,转变跨学科专业招生模式,提高跨学科专业人才选拔能力。

黄子通“科学化”教育思想及其在湖南大学的实践

黄子通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他曾在多所高校任职,其“科学化”教育思想萌芽于燕京大学时期,发展并成熟于湖南大学时期。“科学化”是黄子通教育思想体系中重要的精神内核,其形成与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既是五四科学启蒙的遗风,又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是对中国经世之学的传承。黄子通“科学化”教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创造进取为目标,高扬独立自尊的态度,提倡科学教育的方法,并将此教育思想应用于湖南大学的教育实践中,为湖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盛况空前:第二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9月1日至3日,由秦淮区人民政府主办,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研究分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秦淮区教育局、秦淮区文化和旅游局协办,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承办的“第二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成功举办。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的有序性分析——基于耗散结构理论

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是保障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可知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的有序性表现为符合开放性前提,满足非平衡态、非线性相关、有涨落等三项重要评价指标。通过对指标的系统分析,可知机制主要由入学招生考核、博士学位资格考核、博士论文考核构成,在任一环节中都存在分流与淘汰的风险;机制的考核标准呈现出多样性、全面性的特征,由四项一级指标与十项二级指标构成,考查内容公正合理;学校有丰富且个性化的帮扶制度帮助学生通过严格的分流淘汰机制,并有效提升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质量。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研究生分流淘汰机制为我国提出三点启示:其一,观念更新,分流淘汰机制目的指向于对博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质量监管;其二,制度完善,加强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的执行力度;其三,过程重视,加大对博士研究生成长过程中的帮扶力度。

科举制度与中国重教传统的形成——基于家庭角色的视角

科举制度的诞生,使士子向上流动的渠道由门阀政治统摄下的家族荐举转为科举考试主导下的家庭应举,即士子的个人举业实现了从家族控制到家庭扶持的下移,这种下移推动了知识学习的平民化,也促进了社会流动的开放化。基于家庭角色的视角,可以发现在科举时代,“人重科举,士竟帖括”,整个家庭呈现出以举业为核心的别样家庭图景。一方面,科举及第是“全家之喁望”,家庭成员在经济支持、家庭教育、精神鼓舞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向心力,并潜移默化地推动中国形成了重教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科名之重,全家所系,以致举子陷入“举业”与“家业”难以兼顾的困境之中,举子应举的踟蹰、家庭角色的长期缺位体现了整个举业家庭的无奈与辛酸。科举制度就像一把“双刃剑”,在造就少数个体及其家庭荣光时,也导致了无数个体及其家庭的悲哀。

寒门子弟何以考取科举功名——基于清代浙江科举人物朱卷履历的定量分析

科举制为传统社会寒门子弟提供上升流动机会,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本文通过考察《清代朱卷集成》和《未刊清代朱卷集成》中浙江籍举人、进士朱卷履历,定量分析其中的受业师、家庭成员和家族成员信息,探析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取科举功名的寒门子弟在教育条件上与生监家庭子弟没有显著差异,受业师是举人考取进士的重要影响因素,教育机会获得是寒门子弟考取科举功名的根本原因;家庭文化资本是教育条件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家族文化资本保障了天资聪颖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

古代科举考试,哪些情况会延期

唐五代时期每年都举行科举,北宋中叶确定为三年一开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明清时期乡试和会试时间非常固定,科举周期的规律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大体上只有因为战争、天灾、天气三种情况导致科举延期。

文化传统与中国式考试现代化

中国式考试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考试现代化面临的是考试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追求公平公正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考试必须立足国情,基于中国悠久的考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革。其中,考试理念可以借鉴世界先进的考试理论加以更新,考试技术可以与世界接轨;但考试制度则应葆有中国特色、独立自主、守正创新,走中国式的考试现代化道路。

中美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基本特性之比较——以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例

优质生源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追求优质生源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建设的共同目标。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是中美具有代表性的世界一流大学,比较两所大学本科招生理念、录取标准、招生机制、招生机构、生源结构等制度特点,发现其在全球性与本土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自主性与统一性、民主性与专业性、多样性与平衡性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与差异,其中共性反映的是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普遍特性,差异体现的是不同国家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特殊个性。当前,在“双一流”建设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应注重把握世界一流大学本科招生制度的普遍特性与个性诉求。

算学何以成为洋务时期教育与科举改革的突破口

洋务时期,迫切需要变革传统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以培养和选拔适应时事的新式人才。为了培养精于洋务的新式人才,算学率先被纳入到新式学堂的课程体系当中;为了选拔胜任洋务的新型人才,算学重新被列入到科举制度的取士科目当中。在推动教育与科举改革的过程中,算学都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出于观念、传统、现实等方面的考量,洋务派把算学作为推动教育和科举改革的突破口,期望通过算学优先学习和开设算学科,把近代科学知识纳入到人才培养和选拔的知识体系中。此举对后续的教育改革、科举改革和文化转型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十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2年9月23日-24日,由蒲城县人民政府、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研究分会、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蒲城县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第二十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顺利召开。来自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日本东北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70余所海内外高校和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等科举类博物馆的174位专家学者在有“龙脉福地、将相故里”美誉的陕西蒲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通过直播与回看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开,观看量达到2.94万人次,收获点赞7千余。

“第二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1年9月28-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遵义师范学院主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协办,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第二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遵义师范学院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美国维斯廉大学等三十余所海内外高校和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等科举类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94位专家学者齐聚有“红色圣地,醉美遵义”美誉的贵州遵义参加本届主题为“科举制度与科举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