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视角下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践行的难点及转型路径研究——基于浙江台州、吉安两地的调研

本文分析了农机购置补助政策转型的现实紧迫性,针对补贴政策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等问题,提出了农机补贴向农事服务补贴转变、提高补助政策效率,优化政策退坡机制、因地制宜细化上位政策,完善动态优化机制、加强数据治理和效果监督三条建议。

浙江省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分析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国家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浙江省作为最早实践这一政策的地区之一,较早地制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由于浙江省的"实践"依旧处于立章建制为主的阶段,实践中进行的相关项目本身更多以延续原有采购项目为主,并不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鉴于浙江省的实践同时兼有及时性和探索性的两大特征,现阶段所采用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本身相比于实践的具体项目能够更好体现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状态。因此,本文从浙江省本级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目录入手,以此揭示现阶段政府购买服务的现状。

预决算偏离度视角下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研究

为加强财政超收监管,2007年,我国设立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截至2015年,我国3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均设立了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本文以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研究对象,从中央和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现状出发,借助预决算偏离度,结合《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8〕35号),探讨分析我国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现存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建议。进一步研究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对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加强预算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省直管县”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比例和省对下转移支付规模,迫使其面临更激烈的横向竞争,加剧其对其他弱势部门的财政资金获取。县级政府还会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延缓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省直管县”改革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改革效应存在异质性特征。“省直管县”改革,在东中部地区,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主要产粮地区和省域边界县,改革效应则不明显。第三,地区间横向竞争加剧和选择偏向于资本密集型部门的发展战略是“省直管县”改革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两条渠道。

投服中心行权的“聚光灯”效应研究--来自企业避税视角的经验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作为监管型小股东,其持股行权发声是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的重要创新。实证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有效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投服中心行权使媒体、投资者以及监管当局等多方的关注聚焦于被行权企业,形成了投服中心行权的“聚光灯”效应,从而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投服中心的网络行权相较于实地行权更能引发“聚光灯”效应,发挥行权作用,降低企业避税概率;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小、税收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投服中心行权后能够更大限度地减少企业避税行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管理层薪酬高、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投服中心行权对规范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更为显著。这说明投服中心行权引发的“聚光灯”效应可以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改善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弥补公司治理不足。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国家治理体系下绩效预算改革的路径选择

绩效预算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物,而"国家治理"则在高端层面上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二者的多元参与和主动性等共同点使得绩效预算必然是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但绩效预算制度的建立必然面临项目碎片化和重叠化、部门间边界不清晰、部门内职责既独立又重合三个挑战,这既是治理体系也是预算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充分利用信息数据技术、逐步建立制度化的预算绩效评价体系、运用政策评价方法跨越项目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壁垒可以是我们的选择。

家庭教育支出税前扣除的国际实践与思考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不足,其中费用扣除制度没有很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今年,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大修增加了包括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等在内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将教育支出纳入税前扣除范围,有利于减轻纳税人负担和降低受教育成本。本文选择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依据其相关政策规定,对与教育支出有关的扣除项目、额度和条件进行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并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提出改革的政策目标和具体内容,包括分阶段制定子女教育费用扣除标准、适时引入助学贷款利息扣除和通过费用扣除鼓励个人在职教育,为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会诱发过度投资吗

政府行为的策略变化是否会引起企业行为的变化?本文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为切入点,研究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测算出企业投资效率并保留其中过度投资的样本;其次利用地级市经济社会数据构造出税收竞争指标,实证检验税收竞争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企业过度投资,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破解产能过剩等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债务结构、展期风险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融资难是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尤其明显。建立一个动态多期模型,分析债务结构和展期风险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首先,采用泊松学习来模型化企业的创新过程,市场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信念随每期的研发结果而改变,并据此决定企业的融资成本。其次,企业每期选择展期债务并继续研发或者债务违约同时停止研发。结果显示:由于融资成本随着企业违约概率的提高而提高,展期风险与违约行为之间会相互加强。这一“恶性循环”导致企业在项目的社会价值大于零时就结束研发,也即竞争性均衡是没有效率的。最后,进一步讨论了如何采用长期融资策略以化解展期风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增值税税率简并政策的行业税负效应

本文对增值税税率简并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行业税负效应进行了评估,并对其是否实现了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和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两大目标进行了回答。本文拓展了间接税税负转嫁模型,提出了新的行业税负效应评估方法,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三次税率简并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行业税负效应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显示:(1)由于行业覆盖范围和法定税率下降程度存在差异,三次税率简并的税负效应相差较大,后两次简并的受益行业数量更广、整体减税幅度更大,但均无法使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或所有主要行业的税负明显降低;(2)增值税税率简并最终实现了较普遍的减税效果,不仅使大部分行业实现税负下降,也使大部分主要行业的税负明显降低,但仍有部分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税负出现上升;(3)配套措施虽然成效显著,但仍无法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也无法使所有主要行业的税负都下降。本文还对2021年两会提案中两种进一步简并方案进行了评估,发现将13%税率调至9%,而9%和6%两档调至5%的三档并两档方案有着更好效果。

教育对生育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两个自然实验的估计

教育是影响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准确理解教育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对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义务教育政策改革和大学扩招两项自然实验,检验了不同阶段教育对生育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并从生育偏好和生育约束两个角度分析了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提升并未改变个体的生育行为,而高等教育则显著降低了个体终生不生育的概率,同时又会显著降低生育数量。通过分析教育影响生育的机制,我们发现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显著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推迟了初婚初育时间,缩短了生育窗口期,但是对生育意愿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但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提高生育成本降低生育率,并没有显著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通过政策干预降低生养成本和扩大生育窗口期能够有效提高人口生育率。

制度型开放与消费者福利增进——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涵盖中国30个省市和34个国家的大型一般均衡模型,利用拓展的Head-Ries指数测算非对称贸易成本,运用结构估计方法首次量化评估了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的消费者福利增进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可以同时提高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的福利水平;综试区设立的福利增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单个综试区建设带来的边际福利增长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低收入人群的农产品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综试区设立对高收入人群的福利提升效应更大。总体上地区贸易壁垒越大,综试区建设的福利效应越高。理论机制上,综试区设立通过贸易份额和投入产出关联两个渠道提高消费者福利。本文研究对优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布局、更好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格局测度及区域差异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求科学阐明共同富裕的学理逻辑并系统测度共同富裕的事实格局。文章从权利配置视角系统阐释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并构建共同富裕测度指数,分析中国共同富裕的演进特征和空间格局。研究发现:(1)全国及各地区共同富裕的权利子系统配置不平衡,参与权和保障权配置相对滞后,各省份之间收入权、保障权子系统差距较大;(2)全国及各地区共同富裕指数逐年提升,但各省份之间差距较大,其中东部省份共同富裕程度最高,中部省份共同富裕程度略高于西部,但西部增速最快,而东北地区共同富裕程度增长后劲最小;(3)全国共同富裕程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而非区域内,尤其是东部与其他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4)全国及四大地区共同富裕程度均呈现“高—高”“低—低”的空间聚集模式,且各省共同富裕滞后指数与邻省指数正相关,存在“先富带后富”的空间辐射效应。本研究为理解和测度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从而为因地制宜明确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提供了科学借鉴。

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医疗保险的挤出

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指出养老保险会通过收入效应、健康效应和风险效应三个渠道影响个体的医疗保险参与决策。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个体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新农保的实施导致养老金领取人口和参保缴费人口参加新农合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5.4%和10.8%。本文的结论表明,对社会保障政策效果的评估需要考虑不同项目间的相互作用,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避免各项目间的挤出。

当代中国财政政治学的新知识与新实践——首届“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述评

2019年2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财税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由《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协办的“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吸引了150余位理论界和实践界人士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等形式,深入探讨了“政治学者眼中的财政与财政学者眼中的政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绩效评价目标、指标与方法”“高质量推进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等重要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财政绩效价值

关系契约理论下,处于国家与社会之中的财政,可以发展出一个财政绩效价值体系,即社会导向的公平性、国家导向的可持续性、过程导向的效率性以及结果导向的效果性。该体系具有二维性,制度性价值主要指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而功能性价值则包括效率性与效果性。财政绩效价值生成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持续互动和建构之中。当功能层面的效率性与效果性对财政活动的解释力式微时,维持国家与社会之间财政契约关系的张力应转向制度层面,即提高对财政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关注。

财政治理应做到有为政府与有效政府的统一--鹤岗市财政重整案例分析

现阶段我国地方财政面临诸多问题,财政治理效能受到极大制约。地方财政治理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过度关注政府的“有为”,而对“有效”的追求不足,重直接过程轻持续绩效,则是基础动因。为改善此状况,地方政府应明确有为政府与有效政府有机统一的顶层逻辑,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强化数据治理、增强财政透明度。

资本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异质性劳动力需求

本文利用2004年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实施,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识别了企业资本积累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提高了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而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同一时期,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上升,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保持不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显著下降。因而资本积累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由于企业增加了计算机等高技术附加型的设备进口使得资本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产生异质性,增值税转型仅对不受融资约束限制的国有、集体企业影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高技能、中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政府应重点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并制定合理的保障计划。

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投入与教育不平等

在教育减负思潮的推动下,中小学生在校时长不断缩短,在课堂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引发了针对家庭教育负担和教育公平的广泛争论。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校时长对家庭教育负担和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以期为平息政策争论和完善教育减负政策提供学术上的借鉴。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1)初中生在校时长与其课外学习投入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替代关系,但经济显著性有限;(2)学生在校时长的减少导致父母在子女养育上的时间投入增加,对较低学历的父母影响更大,并且导致他们的就业率下降;(3)由于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非农户口的学生中,在校时长减少导致的学生课外学习投入和父母在子女养育上的时间投入增加的更多,在校时长的减少导致同一班级、年级内学生成绩的离散程度显著上升;(4)除了在校时长外,学生家庭背景、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程度等诸多因素也与家庭教育投入息息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缩短在校时长所实现的教育减负在减轻学生课外学习负担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且加重了教育不平等,从减轻父母对子女教育的焦虑程度等其他角度入手可能更有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