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40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合作经济中青年学者工作坊”会议通知

农民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一项重大创新,尤其在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以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指导下,我国农民合作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合作形式不断丰富,行业领域不断拓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带动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已逐渐成长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建设的中坚力量,正逐步迈向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

理性看待农民合作社办企业

农民合作社办企业(即“农户+合作社+企业”)与比较普遍的“企业+合作社+农户”,从本质上讲都是产业化组织和经营问题。只是这两种组织化模式的驱动者不同,前者通常由合作社驱动、引领和主导,后者主要由龙头企业驱动、引领和主导。相应的,前者的组织化收益更多地由农民成员获得,后者更多地由龙头企业获得。正因如此,尽管“企业+合作社+农户”比较普遍,“农户+合作社+企业”数量还不太多,农民合作社办企业依然是我们更提倡、鼓励和支持的农民组织化形态。

谈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正面临一种基础结构性变化,即专业农户(主要为家庭农场)崛起(与地权整合)成为难以逆转的潮流。据统计,目前我国家庭农场达390万家。如果再将视野放大到各类专业农户(也就是那些大量并未注册为家庭农场的、分布在农业分工各环节上的专业农户),据有关研究(陈明,2021)估算,专业农户数量大约为1935万户,虽然在农业经营人员中占比只有6.2%,但从产能上看,农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攀升:养殖业中,不超过1%的专业农户(场)完成了超过50%的产能;种植业中,如果综合考虑土地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不超过5%的专业农户完成了超过50%的产能。

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要做好组织化这篇文章

一、为何要组织化近期,我国农业发展目标包括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农业强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等,需要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角度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乡村经济、乡村社会都在重新塑形。在这种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自信、自知、自强:实现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转眼又是一年元月。众多农民合作社及其农业生产经营者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年。回首过往,审视当下,我国正步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如今,我国农村市场化全面实现,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农业投入品、农村消费品、农产品均已实现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

一个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并不容易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党中央明确指出: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可见,合作社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中,承担主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阔空间,这些都对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显著的要求。

从使用者视角看合作社的利益关系

一般认为,合作社是一种使用者(user)拥有和控制,并根据使用进行分配的特殊企业形式。在理论上,合作社的所有权、控制和利益的独特性在于:一是由使用者—所有者(联合)拥有;二是由使用者—控制者(民主)控制;三是利益(净收入)按照使用(而不是所有权)分配给使用者—惠顾者。可见,在合作社的制度结构中,"成员是使用者(user)"这一点是极其关键的。

浅谈扎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指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乡村治,社会安,国家稳。在中国,乡村治理历来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颇为特殊的问题。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可以说,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联合社何以可能:谈谈联合社的实践逻辑

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组织现象。近年来,尽管农民合作社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总体上许多合作社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薄弱,难以通过组织生态位的跃升实现自身成长及演化,也难以发挥太大作用。因此,基于合作社之间的组织再合作和资源再协同,可以实现某些关键生产要素的共同使用,缓解合作社的资源禀赋约束,并降低组织异质性程度,建构规范化治理机制,从而成为提高农民合作规模效益的重要突破口和破解农民合作社失范性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