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科学思维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方式为指导。以辩证思维全面审视共同富裕,就要处理好物质与精神、先富与后富、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平衡。要以历史思维来省思共同富裕的过程性质,就要置身历史语境、遵循历史规律和总结历史经验以规划其美好蓝图。要以系统思维来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就要在各方要素的协同联动和有机体系中系统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要以战略思维来推进共同富裕,就要加强顶层设计,有重点、有步骤地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以底线思维来分析共同富裕的推进之路,就要在守底线的基础上妥善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要以创新思维来引领共同富裕,就要全面推动创新驱动战略并创造性地激发经济活力。要以科学思维引领共同富裕的实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迎来全新的局面。

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再审视

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整个世界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方式而存在,人类进入高风险社会。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直面风险社会,但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探讨风险社会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一般性挑战与应对策略问题,而应拓宽研究视野,给予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整体性的学理观照。就研究方法而言,宏观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准确把握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关系,微观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灵活采用民族志等多重方法推进研究。整体反思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研究路径需要进行从碎片化到整体化、应对式到前瞻式、单一化到多元化等多重转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应对风险社会需要引导社会个体深切体悟人的共生共在的现实性存在,并展开即时合作行动。同时,风险社会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也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论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要讲求富裕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它既是一个理想的发展目标,又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还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手段、一条社会发展道路和一种人类文明形态。作为一个拥有复杂内涵的范畴,共同富裕拥有全面性、现实性、人民性、历史性和超越性的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求索之路中,我们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生态基础,并提供了相应的保障。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沿着“摆脱贫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主线而不断寻求着共同富裕的实现之道。在新时代,我们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积极探寻共同富裕的实现策略,继续为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和人类文明进程作出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四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它有着自身严密的逻辑体系。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指导,并在实践中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根本遵循;就历史逻辑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先后历经了前期探索、启动与推进、深化发展三个阶段,并相应地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就现实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立足于中国大地以符合时代要求,直面现实挑战而回应中国问题,制定科学方针并积极贯彻落实;就价值逻辑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既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际担当。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中的核心作用,还要在具体操作中依靠、团结人民来完成相关改革任务。

源流互质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现代学术体系源于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之际,其系统且全面的理论框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业已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的有机组成,但现代学术分科难以在整体与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内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应当超越现代分科之学,以源流互质的方式出入古今,以整全的视角探究文明的起源及其原理,基于人与事动态考察中国文化的演进机制,进而在源与流之间建立能动关联。源流互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质,为当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

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三重向度及其启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纷纷致力于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践路径。研究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视野,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遵循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可以将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探索划分为三重向度:知识向度,以学校课程引导青年爱国认知;情感向度,以仪式符号激发青年爱国情感;行为向度,以实践行动深化青年爱国责任。立足我国实际,可探索“知—情—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持续深化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种族与文化之辨:蒙文通周秦民族研究之旨趣

清末民初,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建构中华民族成为追寻现代国家的重要议题。近代新史学更是致力于从地理与种族视角重新整理古史,梳理中国文化的实情及其演变。蒙文通在古史三系说的基础上,围绕夷夏儒法之争展开周秦民族研究,意图整合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彰显儒史相资的学术理念,落实经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成为重建国史体系、阐发“义与制不相遗”儒学系统的关键环节。在近代学术流变与民族认同的视野中考察蒙文通周秦民族研究的宗旨,既能揭示近代国史叙述的丰富内涵,又能进一步激活中国传统,展现中国固有文化近代转型的丰富维度,为当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共同体的重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共同体概念表征着人类对“共同善”美好生活样态的精神追求与现实实践,构成了传统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审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不仅消解了共同体的最初样态,而且建构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虚假的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一种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形式重塑了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基本样态,形构了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样态,从而在理论上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消解的现实,规避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对共同体消解导致的种种现代性问题的弊端;在制度上建构了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制度需求;在实践上推动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关系的建构,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与价值实践。

从三维结构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劳动—资本—国家”这个三维结构,先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英美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掠夺劳动、绑架国家,虽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却是一个“人对物的依赖”的时代;苏联式现代化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它束缚劳动、排斥资本,虽然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河,却是官僚权力垄断、死板僵化、缺少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劳动为主体的现代化,它创新国家、规范资本,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崭新视野

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学报》主编汪信砚撰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与方法》一书,于2021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汪信砚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近20年的心得之作,与武汉大学李达先生、陶德麟先生开拓创新、上下求索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捧读再三,深为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坚实的理论功底、浓厚的现实情怀、深刻的哲学沉思所折服。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科学道路,对于这一道路的理论省察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以确证中国式现代化虽带有“中国特色”却并不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而是响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现代化道路。唯物史观要求充分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我们必须按照这一思路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上的各项工作重点和实践方案,以深刻剖析各个时期具体举措的科学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实事求是的“守正创新”之路,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有机统一,在学理上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系列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对“跨越论题”的雄辩证明,又是关于“历史合力论”的科学验证,还是“历史科学”的现实展开和“两个必然”的生动诠释。在迈向“第二个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概况、议题与前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指南。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展,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70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发文数量、作者群体、研究机构和理论阵地的基本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等问题展开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之下,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并积攒了诸多有益的经验。然而,国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呈现出学科遭遇冷落、人文属性弱化、实证研究不足和原创成果缺乏等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强化学科意识、人文意识、科学意识和创新意识,以推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持续繁荣。

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构建、水平测算与人口关联效应

立足于党的二十大的指导思想,文章建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方法测度了2007—2021年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维度的现代化综合水平,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推进历程与实现情况,结果显示: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2007—2021年得到了稳步提升,仅有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水平略低于2019年。进一步地,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且必须重视的问题,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关联效应并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人口特征问题,结果表明:人口数量、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历史逻辑的大背景是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两种社会制度长期较量,中国始终沿着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一边的历史正路,摒弃建立在侵害别国利益实现自身发展的历史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历史邪路。理论逻辑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实践逻辑依据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三种基本形式,在实践中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好的重大命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核心内容及经验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和党自身发展要求建构新型党内政治文化,以实现和维护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向,彰显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系统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和作风文化,使党内政治文化逐步走向定型与成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伟大历史成就,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基于国家—社会分析的党组织属性识别与分类建设

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体系是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在国家—社会的分析视野下,中国共产党490多万个党组织通过嵌入国家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方式形成了从国家性质党组织到社会性质党组织的连续谱。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认识和科学区分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组织效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在坚持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依据党组织的不同类型分别引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通过党组织双向嵌入的方式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从而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整体水平。

《资本论》在中国:百年汉译出版与研究考释

《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南。国内的《资本论》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得以蓬勃开展起来,一系列译本和研究著述纷纷问世。通过考察发现,国内《资本论》的译介与研究始终是与"时代课题"紧密相联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仁人志士们从事《资本论》译介与研究主要是为了从中找到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资本论》的全面传播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要求。改革开放以后,《资本论》的系统传播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相适应的。经过百年的译介和研究历程,国内的《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市场化导向下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在新时代也得到了中央层面的充分重视。在市场化导向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与保值增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有制经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可以使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获得帕累托改进。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化导向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萌芽阶段、实践探索阶段、深化发展阶段后,出现了混合顾虑、混合壁垒、逆向选择、目标冲突等问题,这就需要我国国有企业在市场化导向下持续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破除行政干预、扩大开放范畴、公开经营信息、进行分类改革。

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辨析

理论澄清是释放学理空间与贯通时代逻辑的重要过程。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所揭示的“抽象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学界常有混淆二者理论内涵和问题指向的现象。回归历史本真样态并阐明理论不同论域,“抽象共同体”和“虚幻共同体”场域中空间不同、逻辑中指向各异、旨趣中路径有别的论证过程,完成了对理论本身的澄清、学理空间的拓展和思想体系的深化。系统明辨马克思“抽象共同体”与“虚幻共同体”的“同”与“不同”,是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时代的变化的逻辑贯通与现实推进,是全面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创新、现实论域和理论图景的学理基础。

党的领导与基层有效治理:引领与自主机制的合理配置

党的领导与基层自治的有机融合关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否高效有序。当前基层治理可以党的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合理配置不同类别党组织功能的方式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乡镇(街道)党委应遵循引领逻辑,既要将权力下放给村(社)党支部,又要对其行为划定界限。村(社)党支部则应遵循自主逻辑,以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并解决人民群众的显性和隐性需求。只有实现两类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