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铭是用于志墓的一种文体,通常都是由前后两部分组成的,前一部分为志文,古人习惯称为"序",后一部分为铭文,古人一般称作"铭"。这两部分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古今学人常各执一词,故其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实际上,从创作目的看,墓志铭从设立之初,志文旨在记事,铭文旨在颂美;与创作目的相联系,从演变的过程看,就墓志铭的文体特点及实际功用而言,志文和铭文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和各自的渊源密切相关。因志文与铭文两者结合共同构成"墓志铭",其相互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主要表现为:铭文是志文的重复或缩写;铭文是对志文的补充;志文和铭文虽各有侧重,但主旨相同;志文和铭文浑然一体。

文学经典的生成谱系与传播机制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持续不断地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在此传播过程中,既有纯文学、纯学术的要素贯注其中,又有非文学、非经典的、世俗的力量介入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来自文学和非文学的力量形成的对话和张力使其意义得以生成、增殖和传播。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只能从这个场域出发展开经典研究才能避免将文本细读与社会语境人为割裂的弊病,进而在文学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商业与美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尚待澄清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在对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形成之缘起上,就已经有“外来说”昭示于众,而随着“本土主义”文学观的反弹,以及对于20世纪初期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上述“外来说”甚至一度被贬斥为“舶来品”。与此同时,也有观点指出,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仅仅依附于西方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忽略了胡适文学思想和改良主张中的本土语境和本土要素。而在对上述两大派观点形成过程的检视中可以发现,无论是所谓“外来说”还是“本土说”,都与言说者所处时代语境以及言说者个人对于胡适之态度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关联。而正是这些关联,影响到对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全面细致考察。重新检视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一度存在争议之问题,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澄清这些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观点主张形成的过程及其原因。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嬗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折射。

从阳明伪作考源看宗谱文献中的互袭与套用现象

明清宗谱中的名家佚文,在古籍整理研究中一直受到较多的关注。其中托名唐宋名家的作品,学界考订极严;但面对更多的署名明清作家的作品,出于文献佚失的较大可能性和文献作伪的毫无必要性的考虑,学界的警惕性略显不足。其实,在宗谱文献的选录和撰写过程中,固然涌现了很多名家手笔,但也存在不少使用活套、范文拼凑而成的伪作。以已考订的王守仁伪作为例,可知其来源主要有因袭当地志书、同姓宗谱的互袭、套用修谱工具书中的范文、日用类书中的活套组合等多种途径。足见对一篇作品的真伪辨别,应当做到外证与内证研究双管齐下。一些佚文若无法通过作家的生平事迹及思想作出归属判定,实可通过文本套式研究的方法予以另一种解决,以确保作家研究中的史料可靠性和文本纯正性。

《诗经》中的“南土”诗歌与毛传郑笺的文化指向

《诗经》时代的中国、四方观念反映了周朝居天下之正中以统治四方的地缘政治思维,这种思维也反映在《诗经》中。对《诗经》时代南土疆域的认知,是将陈风视为南土诗歌代表的重要依据。毛郑对"二南"地域的阐释是《诗经》时代文王德化天下政治记忆的延续,反映了北方文化的中心思想;对《诗经》无楚风的解释以及对陈风作为南土诗歌代表的忽略,反映了毛郑的南土观已经偏离了《诗经》时代对南土疆域的认知以及毛郑夷夏之别的地域政治思维。

宇文虚中疑案史书记载异同及其背景述论

关于"虚中之死",金源、南宋史书有关资料的出处记载颇异,并持有两说。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金的某种对立隔阂及关系的隐微,对史书记载特定背景的阐述,也在于使氛围之中的人物不明自现。

新时期理论批评视野中的文学形式本体论

主张作品、语言、形式即文学本体之所在的文学形式本体论,进入新时期理论批评视野后,一度成为文艺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它经历了作品本体论(视文学作品为一个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本体)、作品形式本体论(将文学本体归结为作品的某种形式因素)和形式本体论(以抽象的形式为文学本体)的发展轨迹。文学形式本体论在提供文学基本特征研究的新视角、丰富文学理论的概念与术语、重视文学作品本身尤其是作品的艺术形式等方面具有合理性,有助于理论批评界克服过去在内容与形式关系认识上的机械化、简单化倾向,树立正确的形式—内容观。但它也存在着诸如割裂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有机关联,片面强调形式甚或纯形式价值等方面的理论缺憾。

明代莆田文风与中央文学的下行渗透

莆田文学是明代福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福州、晋江等地不同,莆田文学较为传统、保守,带有浓郁的理学背景和士大夫色彩,一向被学界所忽视。这一文风的形成,远溯宋元理学传统,近以明初翰林应召为契机,以强势的地方科举文化为依托。通过翰林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言传身教,借助诗学师承、致仕耆老会等途径,将馆阁文学、京城文学中的一些官方元素注入地方文学活动之中,这既是儒家思想引导下的一种对地域公共社会的文化控制和文学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央文学与地域文学之间的积极互动。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十五位云南籍作家为中心

清代云南文学研究向来薄弱,作家生卒年方面遗留问题也较多。该文专门针对《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对所涉云南作家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以提供给相关读者参考。

走近鲁迅,返回鲁迅——“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1年3月下旬,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诸同仁应浙大东方论坛之邀,与浙大师生展开了一场＂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专题研讨会。这是鲁迅诞辰13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之一。

后形而上学视野中的文学本体论何以可能？

当代思想把批判和超越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这使任何有关本体论的话题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形而上学的核心形态一直就是本体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本体论的批判。在这一语境中来谈论文学本体论，势必面临众多的理论难题。

现代性的介入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现代性的提出为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实质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这对于进一步明确现代文学的学科特性、重构现代文学研究体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必然会涉及到对作家、作品以及作家的审美价值取向的重新审视与评判。有关现代性的研究除了要对文学内部多种文学成份的现代性因素进行考察 。

吕本中佚文小考

吕本中,字居仁,是两宋之交江西诗派的著名诗人,其资料主要见于傅璇琮先生所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吕本中"卷和王兆鹏先生所著<吕本中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二书.后者详细介绍了史籍中有关吕本中著述的记载,包括成卷的著作以及从文献中辑出的单篇散作,并对吕作的版本、卷数、真伪、存佚等一一做了考辨,内容较为完备翔实.

“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研讨会在杭召开

2012年11月10日．浙江大学中文系和杭州举办了“大学中文学刊与大学当代文化使命”学术研讨会。来自大陆与我国港澳台地区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的中文学刊和大陆多家中文著名刊物的主编．以及中文学科的相关专家共四十余位学者与会，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隋唐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隋唐文章60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与董浩《全唐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与董氏所收残章断句者;其三,与严氏与董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其中,尤以所存隋唐碑文完篇11篇为珍,分别为隋碑3篇、唐碑8篇,作者包括薛道衡、李德林、薛收、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隋唐著名文人。碑多涉隋唐动荡中的中下层将士,不仅补足了精英史观的盲区,更凸显隋唐之际文学之水平,值得深入探讨。

“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

唐五代诗词中经常出现"蹙金"这一织绣名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五件蹙金绣是这一常见诗词名物的实物印证,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佛教意涵。"蹙金"是用捻紧的金线以制成皱纹状织品的一种刺绣工艺,蹙金绣是质地最密、形态最美的一种绣品。这种绣品在唐五代成为皇帝后妃、诸王公主等皇室帝胄和衣冠贵族喜欢服用的生活和装饰用品,故诗人经常用以表现贵族社会和人物的生活情状。因"蹙金"优于"盘金"、"缕金"和"贴金",在诗词中的表现作用也就有所不同。这一特殊的诗词名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史内涵。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文献史料的生成和存在总是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地缠结在一起;在当下它又深受科技、市场和全球化等现实语境和因素的影响;而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和素养更是与文献史料研究的展开及其水平层次有直接关联。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了学科建设及自身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的进一步提升,有必要将长期以来被遮蔽的文献史料纳入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