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试论中国古代书院藏书系统形成于南宋

在中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中,书院藏书是最后形成的一个系统,而后世意义上的民办公助,集授徒教学、祭祀、学术研究于一体的书院,是在宋代才正式形成的。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书院藏书,也是在北宋初才开始的。南宋宁宗朝之后,书院数量成倍增加,其藏书除地方官府资助,朝廷赐予,书院也积极主动地去收藏图书,使包括书院自身刻书在内的藏书渠道不断扩大,藏书功能也得到很大提高,从原来比较单一的教学扩大到讲学、著述以及包括图书的贮藏、保管、刻印、编目在内的对图书的整理研究,正式形成了一系统工程,在中国古代藏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书院藏书史上,对后世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

人神恋模式的演变与人文觉醒

人神恋模式的演变过程与中国古代的人文觉醒历程是完全一致的。从先秦到魏晋 ,人神恋故事先后经历了由男神女人模式到男人女神模式、由性爱情感的间接暗示到性爱情感的直接张扬这样两次根本性的转变。这两次转变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文觉醒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重要阶段 :即走出神灵的阴影、认识人的地位和价值 ;走出道德伦理的重负。

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召开

2010年4月10日至12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承办的“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一百多位敦煌学界专家学者，相聚西子湖畔，就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

区域文化史著作的新范本——《浙江文化概论》评

＂文化＂一词,顾名思义,在中文语境中本指＂用文饰来转化＂,即主体人用＂文饰＂来实现自己由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诸如其生存经验的积累、情感表达的增华、伦理秩序的选择、生活习惯的传承等等,皆是文饰的具象化表现。然由文化之词源亦可推知,在主体对自己文饰的同时也必然对其原具的＂质＂有所遮蔽,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经部善本书题跋辑录

据《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收藏经部古籍善本书156种，有题跋者35种。本文对尚未公布且文字内容较完整的10种题跋予以整理并作考证。

《中国古籍总目》集部别集类误收总集考辨

《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古籍目录,对了解和利用中国古籍大有帮助。但因规模庞大,书中难免存在讹误之处。部分总集类书目被编入集部别集类,分类不当,对此予以考辨。

《中国古籍总目》子部家训类指瑕

《中国古籍总目》是近年学术界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但书成众手难免有瑕疵。本文以子部家训类为例,列举其中存在的立目不当、版本失收、版本遗漏、文字讹误、著者时代讹误、收录不全等问题,并进行辨析。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宋人别集藏书题跋辑释

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多部善本宋人别集，其中亦多名家藏书题跋。现辑录其中尚未刊布者，并略加按语说明有关情节。

吕才《阴阳书·历注》与唐历——具注历源起新说

唐太宗曾命吕才等人编修《阴阳书》,此书“历注”二卷被作为注历书长期使用,可以视作最早的注历书。梳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具注历与日本藏《大唐阴阳书》抄本后发现:一、《大唐阴阳书》抄本即《阴阳书》卷三十二、三十三“历注”部分,与出土唐至宋初具注历历注顺序、类目相同,内容相关;二、今存最早的具注历为唐高宗显庆三年具注历,晚于《阴阳书》,具注历阴阳历注内容应系从后者抄出。因此推断,具注历的产生与《阴阳书》有关,时间不早于太宗贞观十五年。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韩擒虎话本》文本性质试探——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观察

S.2144《韩擒虎话本》的文本书写和用字情况显示出,这是一个传抄本,而其祖本可能是一个听写本;文本的改字情况还显示出,写本在抄完后至少经历过一次校改.这种写本原生态的后期变异现象,在敦煌写本中具有普遍性.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考察,有助于明确文本性质、厘清文本层次,有利于还原写本生成与流布的动态过程,推动变文研究的深入开展.

宋祁《汉书》校本复原——略论“萧该《音义》”之离析与校理

充分理解萧该《汉书音义》的撰写体例与宋祁校勘《汉书》的原则后,可将蔡琪本所附“萧该《音义》”从“宋祁校语”中离析出来,并将卷八十一后的宋祁校语复原为批校形态,从而彻底廓清相混已久的两类文献。经整理,共离析出萧该《音义》288条、宋祁校语141条。南宋刊刻者根据多个递抄本汇集刊成蔡琪本、庆元本一系刊本中的宋人校语,由于其中集合宋祁原校、递抄者补校以及书商所增“名儒辩论”共三个层次的校语,导致刊本面貌讹乱。蔡琪本大致反映递抄底本之原貌,庆元本则已有所加工。宋祁校语进入刊本,又逐渐被刊落的过程,揭示了在颜《注》的文本框架下,六朝旧本最终沦亡的历史过程。

二十世纪以来《嘉兴藏》研究综述

刊于明清时期的《嘉兴藏》在历代刻本大藏经中独具特色,对明清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嘉兴藏》存藏现状、参与刻藏人员、雕印始末、《嘉兴藏》目录及其影响等五方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嘉兴藏》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毋庸置疑,《嘉兴藏》研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其国内存藏详情仍需更为深入详尽的调查,而《嘉兴藏》所收明清僧人著述、牌记、序跋文献等的研究亦有待加强。

新出《香港藏敦煌遗书》与中村不折收藏品残片的缀合及思考

新近出版的《香港藏敦煌遗书》首次公开了香港地区收藏的251件敦煌遗书的高清彩色图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编号为松云堂6-115号的残片出自一件经由日本藏家中村不折题耑的残片册《流沙遗珍》.此册中有5件残片可以和现在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收藏的中村旧藏品中的7件残片缀合为5组,包括佛教文献4组,道教文献1组.缀合后各残片相关信息的比对,有助于重新思考残片的性质.

《补续高僧传》文本疏误辨考

明河历尽艰辛,撰成《补续高僧传》书稿二十六卷,有功僧史研究匪浅,也难免存在一些疏误。将《补续高僧传》文本与明河所据原始材料比勘,可以发现《补续高僧传》存在节略不当、系年疏误、采择不精、曲笔讳饰等明河编撰之失。《补续高僧传》仅有毛晋刻本存世,用他书对其进行校勘,可纠正其讹文、脱文、衍文、倒文等毛晋刊本之误。

《宋国子监图》流传考

《宋国子监图》是研究宋代太学史的重要资料之一,常被学者引用,惜出处未明。伊藤东涯称,此图出自类书《事林广记》,然验之今本不合。现以《永乐大典》卷六六二“辟廱旧规”条为线索,比勘文献,可推知《宋国子监图》确实存在于早期的《事林广记》,应源于某种已佚的南宋中晚期文献。

“拟”有“向”义吗?--陶渊明《杂诗》“泛舟拟董司”再辨

陶渊明《杂诗》中“泛舟拟董司”一句,注家多将“拟”解释为“向”,但考察所举例证,结合“拟”的词义演变情况,可以确定“拟”虽有“用(工具)指向”义,但未能发展出泛指的“前往”义。“泛舟拟董司”于文意不通,而异文“沉阴拟薰麝”在版本、语义上稍胜一筹。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