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南宋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自明末清初以來,人們深受義理史觀和泛政治化思想等的影響,總認馬南宋是一個積貧積弱、腐敗無能的偏安政權,歷.史地位很低。受此影響,一些研究者只看到南宋的表面現象,没有也不願意對它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由於缺乏對南宋國家内外環境的總體認識,只是就南宋而論南宋,缺乏對南宋國家的全面了解。經常是以偏概全,抓住一個人物或一個事件不放,忽視了它大的發展方向一即南宋建立對中華民族的重大意義,忽視了南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忽視了南宋社會相對和諧、政治相對穩定的事實和原因,忽視了南宋在傳承宋韻文化上的重大貢獻,也忽視了南宋人民在抗擊金和蒙(元)的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民族氣節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總之,南宋雖然是一個不大的王朝,但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並不低。因此,“還原一個真實的南宋”,今後仍然是我們需要繼續進行深入研究的課題。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

历史知识的实景化传播——从《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展望一种公众旅游史

2023年1月,美国历史协会通过了《拓宽历史学术成果定义的指引》,力图让历史学术成果更好地促进历史知识的增长与传播,反映出历史学自觉寻求改变的时代需求。“公众旅游史”的诸多要素,反映了其从历史知识的实景化传播方面对该指引理念的回应与实践。作为公共史学的框架下的具体分支,公众旅游史强调历史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具体体现为通过“认知”和“差异化”两个维度,与旅游及其相关行业实现互补性合作,并通过历史教育和行旅历史书写两种途径,扩大实景化传播的公众性,最终在具体研究领域推动指引所呈现的学术愿景。

历史知识传播中的历史学家、普通读者与媒介

在当下的历史知识传播领域,作者、读者和媒介是三个组成要素。历史学家与历史类作家或内容创作者存在不同的分工,前者的职责在于提供专业的历史理解,后者要么将历史理解通俗化,要么利用历史来创作其他作品;普通读者相比于专业读者,更擅长发挥自己的常感,尤其是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回应;新闻媒体对单纯传播历史知识兴趣不大,而各种文类和各种媒介在传递信息方面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

古代科技巅峰为何出现在宋代

中国古代科技巅峰出现在宋代,是中外科学史学者研究中的普遍共识。分析宋代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求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分析科技发展与教育以及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科技发明在宋代的体制化等问题,是回答古代科技巅峰缘何出现在宋代的主要方向。在考虑社会需求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宋代科学家与发明家群体中形成的科学气质。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策略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缔造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无论是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还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总是能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调整、立法改革为本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使得美国将危机变为转机,牢牢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二战后长期保持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美国数字霸权及其应对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控制成为国际政治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当少数国家或实体对全球数字技术格局产生不成比例的绝对影响时,就形成了所谓数字霸权。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建立数字霸权,企图将数字技术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马格丽特·金与文艺复兴女性史研究

文艺复兴女性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无疑是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解释,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研究文艺复兴的范式。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集中论述女性观的篇幅很短,但他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研究该问题的权威。其观点主要可总结为:第一,要了解文艺复兴时期高级形式的社交,必须首先承认妇女和男人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第二,在上层阶级中,女性接受的教育和男性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教育的作用,上层阶级的女性在个性上和男性一样得到了发展。第三,不存在“妇女权利”或妇女解放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理所当然的[1]。在布克哈特的论断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被认为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男性处于平等地位。

艺术家的主权:关于法律格言和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的批注

文艺复兴的诗歌和艺术理论与中世纪法学家的专业学说之间存在很强的可类比性。“艺术模仿自然”是亚里士多德的格言。然而,中世纪还有使此学说获得传播的文学渠道,即罗马法。根据中世纪罗马法和教会法注释传统,立法者因为“依据职权”模仿自然被视为艺术家。属灵的或世俗的立法者这一主权职位“依据职权”而获得能力和特权。基于对等比较,诗人--最终是艺术家全体--“依据天赋”而享有个体性的且纯粹属人的能力和特权。身为人--强调意义上的“人”--变成了一项职权。

绝对王权及其约束——克劳德·德·塞瑟尔《法兰西君主制度》核心概念考释

长期以来,学界对克劳德·德·塞瑟尔究竟是“绝对主义者”还是“宪政主义者”的问题莫衷一是。本文则提倡抛弃这些片面的标签而回归塞瑟尔论述的思想语境,从而理解塞瑟尔法兰西王权理论的实质。塞瑟尔是一位受人文主义影响较小的法学家,他在《法兰西君主制度》(1515)中提到的有关法兰西王权的核心概念(“绝对权力”“司法”“定制”)根植于中世纪神学、法学(包括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法国高等法院的历史实践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瑟尔的绝对王权理论可谓保守的,无法归为绝对主义或宪政主义;后世论者批判塞瑟尔主张王权受到约束但没有提出具体制度设计也是有失偏颇的。

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漂流事件再探

1687年朝鲜人金泰璜等人漂到安南后被清商由海路送还,此后朝鲜政府从陆路将清商送还,清廷则借此机会明确了朝鲜应对中国船只的具体方法。通过分析可知,清商之所以愿意送还金泰璜等人,除了出于人道主义之外,还带有逐利的目的。另外,朝鲜从本国海禁和对清关系角度出发,选择从陆路送还清商,结果促使清廷发咨朝鲜,希望后者能积极应对中国的贸易船,也间接明确了朝鲜应对中国漂人的方法。

宋代的試銜、假官與未出官人三階

試銜産生於唐代,北宋逐漸弱化其功能,元豐改制正式將其廢除。但試銜的部分重要功能(授予白身人作爲出身)並未消失,轉由假官承擔。徽宗政和六年(1116)廢除假官名稱,此功能又轉由未出官人三階承擔。“試銜-假官-未出官人三階”的變化過程,是將該出身羣體逐漸編入國家統一標準的文官等級序列的過程。試銜、假官不符合北宋中後期着力營造的王朝形象,且太過低微,故未在制度層面予以正名。單憑官方典章制度敍述,很難認識到這些低微官銜生命力的强盛、漫長。

美德与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德性政治

在18世纪法国,美德是人们用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美德与革命政治相结合,孕育出了大革命独特的德性政治。美德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它推动了大革命的诞生和新政治秩序的成型,激化了革命政治,乃至以一种美德共和国实践的形式,与恐怖相结合,激发且合理化了革命暴力。热月政变后,随着摆脱恐怖统治成为共识,美德脱离了作为人民品性的角色,重新回到了智性的范畴,大革命德性政治就此式微。可以说,一方面,德性政治清晰地展现出大革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完美呈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大革命德性政治的失败,也体现出美德理念本身的矛盾以及它与政治相融的困难。

“象牙塔史学”走向公众的书写与传播——以《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例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陈红民教授领衔的四人团队,历时六年完成了《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下文简称《抗战为什么赢》)一书,于2021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试图将史学界关于抗战史研究的新成果以通俗读物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是“2015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的成果。就像陈红民教授所引用的广告词:“我们不生产新知识、新观点,我们只是学界新观点、新知识的搬运工。”这样的尝试和努力,源于我们深感公众对史学知识的渴求与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塑造近代史学:从文本结构的视角看兰克的史料批判法

西方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西方近代历史学首先形成于19世纪的德意志。这一看法定位了近代历史学形成的时空,却未能清晰展示该过程中发生的复杂细节。为此,近代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性过程值得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仔细审视。在青年兰克所处的时代,近代历史学科在欧洲尚未完全成型,学者们通过各自的学术研究,探索历史学更有效的形式。兰克对历史学的想象与实践方案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其史料批判法逐渐成为近代史学家们的历史学实践所理解并遵循的原则。兰克的史料批判法如何实施,或许只有剖析他史料批判类作品的文本结构,而不只是囿于史料分析,才能够深刻理解兰克史学在塑造近代史学中的根本性作用。由此更为深刻理解近代历史学的产生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明确兰克在近代历史学科形成过程中的具体贡献。

新見明代洪武初年浙江衞所文書考

上海圖書館藏《魏書》紙背文書中有四葉記載了洪武初年浙江台州衞中千户所向某百户下達上級機關政令的内容,包括月食救護及朱元璋頒布的車駕出入禮、親屬相容隱律等,展示了洪武初年衞所基層軍事機構文書的實物形態和書寫格式,也爲研究當時大都督府體制下軍事系統的公文運轉流程和皇帝詔命自上而下直至基層的傳達方式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武安王灵签》纸背所见明万历十九年浙江沿海地区海防力量之加强

明朝嘉靖时期倭患问题最为严重,至隆庆、万历时大为减轻,然万历十九年浙江等沿海地区却大规模增兵增船,这一举措与明朝获取的一份关于日本关白企图向中国沿海大规模进犯的情报有直接关系。新发现的上海图书馆藏《武安王灵签》纸背文献内容为万历十九年浙江台金严区水军饷银文册。通过缀合复原的十月份台金严区水军饷银情况并结合传世典籍,可确定至迟于九月底前朝廷就已经完成在浙江的增额任务。军备力量的迅速扩充,充分显示了朝廷和浙江方面对危机的积极应对和重视程度。

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对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传统上由专家和技术人员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色彩。尤其是在代表着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标准包括技术产品运行规则的地缘政治化呈不断加剧的趋势。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予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技术标准的发展历史表明,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数字技术标准才是最成功的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数字技术本身与全球数字治理。

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以数字经济场域为聚焦

数字经济正在推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本、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中美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及其治理规则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核心关切和战略要旨。美国希望东南亚地区的新兴数字经济体能够接受并遵守“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和标准,最终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发展和遏制中国崛起进程的双重目标。因此,需要将印太经济框架与东南亚的战略互动置于数字经济的政策场域中进行系统性考察。东南亚国家普遍希望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平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区域和平稳定、强化经济联系、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能够尊重、承认并支持东盟在区域制度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和推进可能加剧东南亚地区数字经济的无序竞争、压缩东盟战略对冲空间、动摇东盟的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