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词“百”大写作“伯”发覆

数目词关涉钱谷之数,有时需要使用繁化的“大写字”,以免字形混淆或后人篡改。差不多30年前,笔者负笈锦城,有幸师从项楚先生研治敦煌学。在项先生的影响熏陶下,我对俗文化尤其是俗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校期间,写了一部题为《汉语俗字研究》的著作,书中有一篇《数目用大写字探源》的短文,①指出在公元4世纪前后(约当东晋末),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写的数目字;到了公元五六世纪,这种用法进一步得到普及。但那篇短文只是泛论这种用法的起源,涉及的也主要是一到十这10个字。在此重拾旧题,打算就前文未深入讨论的“百”的大写用法略作探讨。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选释

敦煌变文多用当时口语,俗字俗词,纷繁复杂。《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对以变文为代表的敦煌文献中的疑难词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考释,既对前人研究成果作补充,也对前人研究中的未解之谜作解答。现摘取其中和变文相关的条目共计十条,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異文校勘與文字演變——敦煌經部文獻寫本校勘劄記

先秦兩漢典籍,歷經魏晉六朝以及唐、宋、元、明諸朝輾轉傳抄翻刻,原來的本字逐漸爲後起字所替代。所以在校勘先秦兩漠典籍時,必須從文字演變史的角度對異文進行考辨。文章例舉了六條敦煌經部文獻寫本與傳世本的異文,考察了這些異文的關係,梳理了它們的字形演變與歷時替换的情況,以證明敦煌寫本之用字即爲典籍之原貌。產生這些異文的主要原因就是用字當代化現象,即傳抄刊刻者用當代通行的文字替换了典籍中的原來文字。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缀合与敦煌残卷的定名——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之一

敦煌文献以残卷或残片为主,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些残卷或残片往往没有标题;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部分写卷虽有题名,但也每每存在题名歧异的情况。所以如何为残卷定名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先行工作之一,也是敦煌写本研究中的最大难题之一。最近十多年,我们的学术团队发现很多残卷或残片其实是由同一写卷撕裂的,可以缀合。缀合以后,有的写卷的题目便失而复得;即便缀合后依然残缺不全的写卷,由于完整度大大提高,也可以为进一步的准确定名创造条件。所以残卷的缀合对写本的定名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就此从六个方面举例展开讨论:确定未定名残片的篇题;确定缺题残卷的文本系统;确定缺题残卷的具体卷数;纠正前人定名的疏误;补充残卷定名的证据;明确具体残卷的性质。

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

近十年来,本课题组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作了全面普查,深刻感受到敦煌文献实际上以残卷或残片为主体,它们确实与道真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藏经洞就是道真安放修补佛经材料的场所。藏经洞的封闭,则可能与道真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本玄应《一切经音义》叙录

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是佛经音义的奠基之作,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写本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玄应《音义》的最早传本,由于离作者成书时间不远,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该书的原貌,对瞭解原书的体式及纠正传本的疏误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共发现38件玄应《音义》敦煌写本残卷(缀合为16个写本)及4个相关写卷,本文按玄应《音义》的卷次先后为序,把这些写卷的基本情况逐一作了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