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执行检察监督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以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为视角

刑事执行监督是刑事检察监督的最后环节,是法律监督的“最后一公里”。实质化审理旨在保障刑罚执行公正。《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的出台是减刑、假释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它将直接推动我国减刑、假释审理模式的转型。这种审理模式能否转型成功,检察机关的定位和职能转变至关重要。在这一新模式中,检察机关要承担起“异议者”的角色,与监狱、审判机关共同构筑起一个合理的三角诉讼结构。检察机关要通过积极行使证据审查权、调查取证权,加强对监狱、法院的同步监督,突出办案重点,实行繁简分流,提高监督能力,以适应实质化审理的客观要求。

当代中国检察权配置的理性反思及完善——以中国特色司法规律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检察权缺乏统一立法,体系散乱,且配置不甚合理,导致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乏力,公诉权能羸弱及审判活动监督弱化,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为司法改革的中间环节,科学合理地配置检察权是当前检察改革的核心,它不仅有利于推进检察体制的创新与完善,而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行检察制度的缺陷及改革设想

我国的民行检察工作开展十余年来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民行检察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下文拟对该问题作一探讨,与同仁商榷。 一、我国当前民行检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抗诉案件注重实体审查,轻视程序审查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中要求检察院在办理抗诉案件时以公开审查为主,不能调查新的或者采纳当事人提供的新证据。

检察机关如何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发挥积极作用

日益增多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重要因素之一。检察机关作为履行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职能的重要部门,应当通过引导侦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等措施,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发挥积极作用。

派驻公安机关检察官办公室标准化工作法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在基层公安机关设立检察官办公室是检察机关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法律监督、构建监督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要求,2017年以来全国基层检察院纷纷开始探索在基层公安机关或派出所设立检察工作室。但各地对于派驻机构职权设定、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对设立机构和人员的管理、考评等缺乏统一规定和标准模式,监督工作规范性不够,随意性较大,地区差异明显。2018年以来,北仑区院通过不断总结前期检察官办公室试点工作的经验,依法制定了具有可行性的、精细化的标准化工作方法,使得侦查监督具体化、标准化、规范化,确保了派驻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有轨可循,实现了工作的规范化、实质化,彰显了侦查监督的权威,提高了办案质效,形成了双赢共赢的新型检警关系。

成年人监护适用对象比较研究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适用对象,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首要问题。考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成年人监护的适用对象及其判断标准可以看出成年人监护制度发展的趋势,即保护受监护的成年人,而这一趋势应该体现在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中。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程序和内容应当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21条,以及六部门《规定》的相关内容来确定。但一份由矫正部门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否符合刑事证据的要求,是否能够进入刑事诉讼,并最终为人民法院所采信,还应当进行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

论量刑建议模式的选择

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建议应该以确定性为常态。无论是从量刑建议制度的功能定位,还是各方诉讼主体的心理预期考量,确定性量刑建议都要占优。确定性量刑建议可以防止量刑建议流于形式,不仅无损于司法权威,而且有助于确立司法权威和彰显司法公信力。

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探析

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实施不仅可以使检察机关作出审查批捕结论的依据更全面、更科学,审查批捕案件的质量更高,还可以避免大量无羁押必要的人被较长时间监禁、减少错捕,有利于充分实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机制

量刑建议的运行机制包括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量刑建议的提出机制、量刑建议的保障机制,以及量刑建议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只有结合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司法实践,通过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完善,使之不断规范化、制度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和作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司法实践。

羁押表现量刑化的理论与实践

对遵守监规的在押人员从轻量刑,对经常或者严重违反监规的在押人员从重量刑,这是实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需要,也有利于避免因看守所的监管措施不力和奖励措施不足而导致监管秩序难以维护、在押人员的人身权利难以保障、容易交叉感染等后果。将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的行为表现作为量刑情节,在实施过程中要设定合理的程序以实现司法活动的公平、公正、公开。

论不起诉决定书的说理改革

现行不起诉决定书存在缺乏个性、逻辑性和针对性等问题,其形成既有法律制度上的成因,又有司法实践中的根源。加强不起诉决定书说理有法理依据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不起诉说理内容的对策体现为重视说理、提高说理能力和建立有关考核机制。

亲民政治的法律内涵

亲民政治是当代中国的一项伟大的政治实践,它是对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执政风格和执政理念的高度概括。亲民政治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率先垂范,而且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作为法律人,如何从法治框架下正确理解亲民政治?如何正确认识亲民政治对于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而言,亲民政治的法律内涵和法律本质是什么?它与古代的君主仁政有何区别?它和现代的民主宪政又有何内在关联?在以"民主政治"自居的欧美以及作为儒家文化圈成员的东南亚各国是否也存在亲民政治?近而观之,亲民政治对于当代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何深远影响?在立法和司法中,如何充分体现亲民政治的精神实质?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以"亲民政治"为特征的现实政治,对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何勤华教授主持并率领他的几位法律史博士生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即亲民政治的法律诠释、亲民政治的历史考察、亲民政治的域外实践、亲民政治的法律建设等,对"亲民政治与法治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探讨。本次论坛的形式尚属初次尝试,不足之处,欢迎批评建议。

试论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证据追求

证据制度凝聚了人类探求真实的美好愿望和聪明才智,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若干重要特征,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向我们昭示了某些富有借鉴意义的规律性东西。研究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对证据的追求无疑能够体现出良好的历史传承性,能够在延续证据发展历史的同时,从中吸取到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以求为现代中国的司法审判提供某些有益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