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碎片化到一体化:县域绿色治理转型研究——以安吉县为例

绿色治理作为一项创新的治理方式和理念,对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解当前县域绿色治理中存在的各种碎片化问题、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起到关键作用。县域绿色治理应从治理的可持续性、多元性、整体性和约束性诉求出发,实现模式、主体、客体和工具等四轮转向,构建基于绿色价值导向、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型治理模式,实现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的转型升级。

县域外向型产业转型探讨 以浙江省安吉县绿色家居产业为例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十四五"期间的总战略、总要求。县域外向型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更加需要顺势而为,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开展转型升级。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安吉绿色家居产业的发展历史、特征及问题,探索县域外向型产业如何做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在新发展格局中转型。

走在农村生态建设的前列——安吉县生态村建设情况调研

浙江省安吉县在生态村建设方面摸索出一种既有地方特色,又不乏推广意义的"安吉模式"。本文介绍了"安吉模式"的相关内容,主要闪亮点,并分析了"安吉模式"对农村生态建设的启示。

特色小镇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分析

本文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全面分析特色小镇的历史演化路径,深入挖掘特色小镇实践与"两山"重要思想的逻辑共性,试图论证特色小镇是新常态下落实"两山"重要思想的天然载体,初步探索以特色小镇转化"两山"重要思想的实践路径。

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余英时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曾是钱穆的弟子，有《一生为故国招魂》之文纪念恩师。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也一直践行“招魂”之理念。《魔山》的作者托马斯·曼曾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余英时也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乍一听颇为“狂妄”，其实，内中透露的是一流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而大陆知识分子有几人敢出此言？

文化品位的理论和现实思考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作为一大高瞻远瞩的命题，主要着眼于文化建设的宏观方面。其实，从微观的角度看，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表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和文化品位的高低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探讨文化品位的内涵、结构、功能和特性，并结合时代背景探讨有关文化品位的现实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和实践“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

话说“文体感”

所谓“文体感”,也就是文体意识,即指对文章体裁的感受、认知和把握能力,每一个具体的作品,都离不开特定文体的制约。就像世上不存在没有形貌的人一样,世上也不存在没有文体的文章。文体制约着整个写作过程,对提炼主题、选择材料、安排结构、运用表现手法和具体的语言组织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列宁指出:“文体与内容相呼应,文章的语言和口气应适合文章的论旨。”

“几年建成××县”说

笔者读初中是在1976年左右.当时家乡浙北西苕溪防洪坝两侧,书有巨型宣传标语,每字足有一丈大小,内容是"三年建成大寨县"一类的口号.后来本地并未真的"建成大寨县"(这倒是好事,不然在有"中国竹乡"之誉的浙江安吉,大修梯田,又将破坏多少生态资源).三十年过去了,回头看当年"全国建成多少大寨县"之类,像是一场历史闹剧.往事不提也罢.

政府对企业信息有效获取的方式和路径初探

政府和企业之间经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这造成了政府对于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很难准确了解、正确研判,而这又是政府对经济形势误判、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失效、所开展的经济预警工作失误的重要原因。以"圆内接多边形"和"圆外切多边形"等几何图形构建了政府和企业间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开展信息博弈的模型。同时,通过模型的动态分析,全面分析"监视型政府"、"监管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获取企业信息的成本及效率,并提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政府监测企业信息的有效路径。

虚词情结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一次大型节目,主持人请在座的众多名作家说一个各自最喜欢或爱使用的汉语单词。余秋雨回答一个“而”字,并讲了作为虚词的“而”在表达上所具有的丰富意蕴。这勾起了一段早就系于我心的虚词情结。总以为虚词和语序,是汉语命脉之所在。“文以气为主”之“文气”,于此最有迹可寻。因虚词有“虚词不虚”、

自己的脑袋

阿城小说《孩子王》中有一首饶有情趣的童谣:“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语虽俗白,却不乏回味处。是的,脖子上架着一个如此沉重的脑袋,如不能自己思考问题,实在是太委屈了脖子。正如列宁所说:“应该在肩膀上长出自己的脑袋。”至于写作这种脑力劳动,更是须臾离不开“自己的脑袋”。执笔为文,固然需要一系列的积累和准备,如训练有素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的知识修养等等,但脑袋里面是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仅是前提性的。

“不当”之中见精当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看画常说“读画”,而画家落款一般也不用“某某画”,而说“某某写”。从语言表述上看,这显然是一种“错位”。用词准确,无疑是语言表达的一项基本要求。然而,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诗人有时故意回避那种“准确”的、符合日常语言常规表达习惯的说法,而别出心裁地代之以一种貌似不当、乃至“荒谬”的“错误”表述,以取得某种精当的诗意效果。如:

张冠李戴见诗意——谈诗歌语词的交互错位

江淹著名的《别赋》中有一句:"心折骨惊",从语意上看,它原本应是"骨折心惊"。在新诗创作中也有这种"张冠李戴"的表达方式,我们将其称作语词的交互错位。如:我于是用超热情的态度/欢迎我的身份同样卑微的众诗友/他们于是坐定/吸烟沏茶削诗读苹果/为所欲为可爱之至 (刘皓《诗友聚会》)初看其中的"削诗"和"读苹果",读者也许会以为是手笔之误,难道不应是"削苹果"、"读诗"吗?诗何以可"削"?"苹果"又何以可"读"?其实这并非手笔之误,而是诗人刻意为之的语词错位。即:在一个紧密的意群中,一个原本应出现在此处的语词故意被安排到彼处,同样。

悖论中的诗意——谈诗歌中的“正反同归”

同一种事物,以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正面看是如此,从反面看也是如此。如:“关切是问/而有时/关切/是/不问”(琼虹《记得》)“问”与“不问”,在特定的情势下都可以成为“关切”的表现。我们把诗歌中的这种语言表述,称之为“正反同归”。反映在语言形式上,它具有较强的悖论意味。语意分别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出发,最后又回到了相同的归宿。这种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常能体现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辩证诗意。在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这已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诗化处理方法。

定义“出错”见诗意——谈诗中的“诗化定义”

定义作为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常见的逻辑方法,它自有其一套相应的规则。然而在诗歌中,诗人对某一个名词概念下定义时,却往往不受这种规则的限制。从逻辑上看一个违背规则的定义,在诗中很可能是一句富有诗意的好诗,甚至可以说:诗意就是在这种“犯规”中产生的。如:竖在知识边境线上的流动界碑(王怀让《书签》)定义的规则是不能运用比喻。这句诗却反其遭而行之,通过形象化的说法,精当地揭示出“书签”

事物之间的“通感”——谈诗歌中的“物性转移”

通常所说的通感是指主体的人不同感官之间的相通,其实,在诗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中,作为客体的物,物与物之间也可以实现一种属性的沟通。世上的大干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意群中,有意将某一事物所具备的特有属性。

作文习惯症

据说时常抽血的人会产生一种生理习惯,到了一定的时候不照常抽血,其身体内部会感到某种不适(血管肿胀?)。与此相仿佛的是“爬格族”中的有些人,平时隔三差五经常执笔为文,一旦文事有所停顿,心理上也会产生某种不适,这情形不妨形容为“作文习惯症”。爬格子的人既然心系写作,当然要不断写、经常写、长期写。果戈里就曾说过:“写东西的人不能放下笔,就像画家不能放下画笔一样。

文化环境面面观

人类的活动离不开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环境。“环境”一词，在惯常语境中自有其特定的含义，如“环境保护”中的“环境”之义。但也可将该词引申到别的范围。如发展市场经济，有一个和经济秩序有关的“市场环境”；招商引资有一个“投资环境”；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一个“治安环境”等等。其实，文化方面也有一个“环境”问题。“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通过“文化环境”来表现。“文化环境”作为一个特定概念，

伦理的精义

和谐社会意味着多种关系的和谐，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传统儒学讲究人际伦理，核心是一个“仁”字，也就是如何处理“二人”之间的关系。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费孝通原创之概念）所标举的人伦准则，即人在“差序格局”中的伦理定位。伦理学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道德的实质主要体现为对待他人的态度。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所谓伦理，“一言以蔽之，日：尊重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