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套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博弈,而是嵌套在其它博弈之中。农村基层现有的自上而下的决策体系,使参与人的策略受上级政府偏好的约束。这种嵌套形成了实质上的政府单边治理机制,这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效率不足的主因。农村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要求不同的主体参与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治理。改革农村基层权力结构,建立以农户需求为导向、自下而上的公共产品决策体系,形成有利于多边治理的新的博弈结构。在改变后嵌套博弈中,农户、企业及非盈利组织都有参与农村公共产品治理的积极性,他们与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共同建立起分工协调的多边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效率。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借鉴--基于多中心治理机制的探讨

本文从多中心治理机制出发,总结了发达国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经验:首先表现为完善的地方治理法治体系,构建起公平的供给规则和制度规范;其次是政府的大力投入,兼与多元的供给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再次是"造村运动"与"造人运动"协力推进,加上完善的监督制度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治理提供必要的保障。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实际,针对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差距,提供了一些改善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治理的建议。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地方治理的理论体系及中国的分析路径

地方治理是治理权威在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分化和扩散,以及在政府体系内部通过行政权力和责任的下放来增进地方(下级)政府的积极性、灵活性、回应性,其实质是治理权从国家中心主义向多中心化和多层次化的变迁过程。理解地方治理可以从两种纬度去把握,即横向的多中心治理和政府间分权与治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地方治理发展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是政府间关系的调整,即中央向地方的权力下放和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的合理配置,以启动和提升地方组织公共事物管理的参与能力。因此,以权力转移和权力配置为中心的分析模式,为分析中国的地方治理建构了基本的分析路径。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