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

浙江省山区26县的高质量发展,是浙江省积极落实中央要求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点和突破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枢纽,而绿色文化传播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模块。浙江省山区26县绿色文化传播是传统媒体、新媒体与其他渠道共同发力的过程,具有新旧媒体融合、由单向传播到互动发声、由定时定点传播到突破时空限制、传播形式日趋多元化等特点,也存在着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监管力度不够、缺少互动平台等问题。为此提出,要发挥多元主体传播作用,将传播与经营相结合;数字赋能山区生态建设,强化绿色文化传播意识;加强绿色文化传播监管,完善互动机制建设的建议。

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省份-国家(地区)”二模网络视角

基于“省份-国家(地区)”二模网络视角,选用2003—2022年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贸易总量在持续增长,距离衰减效应不明显,其出口网络在网络通达性、联系程度和规模方面均提升显著,中国东部沿海省份和境外的美国、日本、德国等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蓄意攻击模式下,将美国从网络中剔除后,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网络健壮性仍较强;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出口韧性较强,北京和上海一直分别处于极强和次强比较优势;生产要素、政策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和需求条件对中国各省份医疗器械产品出口影响显著,且其相关性在逐渐增加。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网络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983~2015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数量,采用数理统计分析、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定量测度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数量变化的时空演化特征、空间网络联系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数量在时间上呈突变式增长,“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投资企业数量增长迅速,呈现国家政策导向的促进作用,并与对外投资权下放到省级审批相关;空间上分布不均匀,投资企业集中分布在少数国家,区位选择呈现地理空间集聚规律。中国投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空间网络联系日益密切但区域差异明显,点轴“空间分布”模式突出。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越南等处于中国投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联系的中心位置。影响中国投资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生产网络联系的因素主要有地理距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及位置是否相邻等。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多元主体协同驱动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爬坡期。制造业绿色转型不仅是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我国构建现代化绿色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本研究提出,在制造业企业内生绿色创新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政府环境规制、市场绿色需求、媒体舆论监督、绿色金融机构等外部组织力量来引导、助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着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以企业为核心的绿色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政-市-媒-金”对核心主体企业的绿色创新驱动力。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我国地方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机理与路径——基于义乌案例的分析和启示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世界的共赢共生发展提供了顶层方案。对于我国包括省级及以下行政区域的地方而言,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应成为一种自觉,这是由空间交互机制、经济基础驱动、政治文化等元素决定的。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的浙江省义乌市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对于我国其他地方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距离、投资动机与企业OFDI区位选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风险偏好”的一种解释

由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制度适应成本,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对企业OFDI产生负向影响。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国家和地区OFDI的分析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和战略资源寻求动机,其中,市场寻求型OFDI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投资动机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向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OFDI,且制度距离会弱化市场寻求型OFDI的互补效应和战略资源寻求型OFDI的挤出效应。站在企业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在进行OFDI时并不具有“制度风险偏好”,而是表现出“制度风险规避”特征:选择对其自身发展来讲制度风险较小(制度距离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OFDI。因此,中国应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国内制度质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并增强企业的制度适应能力,以有效减小制度距离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约束,进而优化OFDI区位分布,提高OFDI效益和质量。

“减税让利”对制造业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

政策评判有益于及时调整政策以最大程度发挥政策效应。文章基于2012年国内投入产出数据和年鉴数据,运用嵌入间接税的CGE模型对不同增值税率条件下制造业各部门的产出、进出口流量、价格波动、居民消费进行模拟,结果显示:降税并税在综合产品供应量、国内自产自销量、出口流量、居民消费方面对不同制造行业产生不同冲击效果,例如,税减抑制机械制造业等综合产品供应量的增加,但对于其余5类制造业表现为促进作用;降税并税对各制造行业进口流量均表现为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同样体现在国内产品价格方面;从不同增值税税率来看,降税并税在不同模拟变量方面对不同行业产生差异化影响。

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制度异象”——基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异象”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40个投资国的相关数据,从东道国的反馈效应视角,将国别制度距离、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OFDI区位选择纳入同一框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中国OFDI区位分布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解释“制度异象”。研究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果越强的东道国越是吸引中国的OFDI,更关键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正向调节国别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也即削弱国别制度距离对OFDI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选择制度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是由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造成的。上述结论表明,应大力优化国内制度环境,提升制度质量,为企业的不同OFDI动机提供对应的制度优势。对外投资企业需加大内部投入,增强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投资。

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国际贸易逐步回暖,然而日渐升级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构成了巨大挑战。文章使用1985~2016年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Caldara和Iacoviello(2018)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运用经典引力模型考察了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贸易流动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时,这一地缘政治风险与贸易流动的关系受出口国和进口国GDP、地理距离、殖民地关系、区域贸易协定等因素影响。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在地缘政治风险较高时期,维持贸易流动可能会产生的政策影响。这些发现与以往研究恐怖主义、战争和暴力对国家之间贸易流动的影响结果相吻合。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的重要因素,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常被认为是由关税变化引起的,这就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企业会延迟对关税削减的反应,以及WTO约束承诺变化也是一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类型。基于此,本文首先将关税约束承诺和企业延迟反应纳入拓展的异质企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模型,以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从而开拓性地在理论和证据间架起桥梁。其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等数据对理论假设量化论证后发现:加入WTO后的9年,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对不确定性表现出普遍的反应延迟;在中国加入WTO后的少量年份,关税减让伴随同等或更大约束承诺减让使得中国企业的整体加成率上升。本文进一步将技术创新等因素纳入机制检验,发现出口产品质量、中间品进口是更有效的影响路径。最后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不确定性下降对高技术企业、合资企业、东部和沿海企业加成率所造成的非线性影响更明显。本文的一个隐含政策启示在于: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之初,其一般不会引起企业出口加成率下降,这为WTO和各国改善多边或双边约束承诺的监督和执行、中国出口企业调整经营提供了窗口期。

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证据

古今中外的理论研究表明,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了证明该因果关系的存在,本文使用1978—2017年中国整体宏观数据,根据协整检验方法与向量误差纠正模型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实际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量密不可分,四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同时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经济产出增长的这个"果",确实是由对外开放这个"因"所引起的。其次为了研究对外开放度的两个关键变量,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1985—2017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根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大于进出口贸易因素。

新贸易冲突理论构建与中美贸易

简单回顾一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这个价格要素价格均等化,克鲁格曼在1985年与赫尔普曼合著的经济结构对外贸易。就是系统化规模经济化理论的时候,把要素价格均等化进一步模型化了,根据这个模型再往下推导。这个模型讲了一个通过各自国家的分工,然后达到一个一体化均衡,在一体化均衡当中能够实现一个要素的均衡配置。那么均衡配置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要素的收入有一个变化,那么本国稀缺要素,通过出口获得收入以后,本国的稀缺要素也就不那么多了;本国丰裕要素通过进口,原本本国丰裕要素,比如说中国劳动力丰裕,在国内价格低,收入少,但是通过出口以后,它的价格拉动,然后使得丰裕要素的收入增加。

房价上涨抑制了“双创”吗?

房价过快上涨会对经济增长、企业发展以及个体行为选择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都已经认识到了房价上涨对生产性投资、融资约束以及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出口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对房价上涨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揭示了房价上涨通过影响个体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投资、职业选择从而影响地区创新水平,以及高房价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和对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的遏制,阻碍了创业活动的发展以及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房价上涨的影响提供了启示,也为进一步打造"双创"升级版,实现创新引领的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提供了借鉴。

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特色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第四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合作关系而推行的现实举措。但在当今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政治步入激变期和“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新时代,需要在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融入中国特色,实现以中国特色为主要内涵的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助力中国协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