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于中国司法实践之困境与出路

程序正义在西方法治实践中是一个核心的要素,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重大意义。但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重。我们可以从历史传统、制度改造以及控权的角度来分析其原因并作对策研究。重点在于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程序正义,通过公开的信息交流,多元的观点辩驳,让民众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认识选择;通过开放式司法实践,培育法律人的程序伦理。

司法能动的中国特色——兼与美国司法能动的比较

中国司法能动在内涵、主体、能动的范围及程度、表现形式上均有自己的特色。考察中美两国司法能动的差异,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对中国司法改革沿着自己的进路推进具有积极意义。

环境法解释的价值目标与规范制约——以对《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的解释为例

法律解释不能只着眼于解释者的主观价值目标,还要受到文法、逻辑、规范体系、立法者意图以及立法背景、社会实效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仅从动物权利论的价值立场出发把《德国民法典》第90条a款解释为动物权利的肯认有失偏颇,结合规范体系、历史背景、社会实践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会对该条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环境法解释须注意价值目标与影响法的可接受性的其它因素的协调。

法律职业伦理的再反思——从外在要求到行为哲学

法治秩序的构建,离不开法律伦理的培育。法律伦理乃规范法律专业行为的特殊规定。基于专业的原因,法律伦理的要求不同于大众伦理的要求。对法律伦理的背离缘自法律人对自身角色及其所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不自信,这实际上是法治危机的表征。法律人由于追逐社会良心而游弋于法律之外,这种看似正义凛然实则粗糙的司法行动难以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也难以树立司法的威严。矢志于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人不仅要把法律伦理当成一种规定,更要把它当成身体力行的行为哲学,把它当成须竭力实现的信仰般的高尚追求。

从知识产权条约的解释路径来反思中美知识产权案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本质从来就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认识。此种认识上的差异深刻地影响到了相关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导致其呈现出明显折中的特征。因此,在对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就必须注意到此种差异,注意到不同解释规则和解释方法适用于同一条款的不同效果。而就中国而言,则应特别注意不同解释路径的适用对于中国参与和解决与他国之间围绕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相关争端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澳门与内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模式选择

在《澳门基本法》的原则指引下,现阶段,澳门与内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具体规范主要由双方签订的三个《安排》构成。三个《安排》在立法原则上坚持了"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各法域平等原则,在模式选择上采用了"协商签订协议模式",这为两地民商事方面的全面司法协助提供了规范性基础。而随着两地经贸往来的增长、民商事案件的增多,两地亦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立法。

论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确认制度的构建

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在刑事案件中如何确认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缺失相关制度规范。刑事责任能力的确认直接影响刑事案件中触法精神病人的刑事处遇。应当规范我国的司法精神鉴定程序,设立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确认程序,并将二者整合,构建我国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确认制度。

国际法院参与下的国际司法干涉——以“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为切入点的研究

2012年7月国际法院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中确认了与"哈布雷案"无实际利益关系的比利时基于共同利益而享有出庭权,使得国际法院明确参与到国际司法干涉中来。相比国家层面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通过国际法院进行的司法干涉在干涉范围上更具广泛性,不再仅限于国际刑事犯罪领域,还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等领域,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司法干涉,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复杂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关注国际司法干涉的这种新发展,并从各个层面做好准备。

诉讼调解之适用理性

在我国司法ADR的构成中．由于审前调解机制尚未得到有效构建，诉讼调解主要是指“诉中调解”，即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由审判人员主持的调解。在“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指引下，调解成为诉讼的主要结案方式，与此同时．这一司法政策的正当性在法理层面引起争议。

国际关系中的司法干涉:新干涉时代来临

司法干涉是21世纪前十年中的一种重要法律现象,是人道干涉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抵制之后的产物,分为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和国际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两种形式。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主要体现在国家行使普遍刑事管辖和普遍民事管辖两方面;国际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则主要体现在国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来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行使管辖方面。随着国际法院2007年针对"《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的做出以及澳大利亚诉日本案的出现,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的司法干涉作为一种新形式构成了司法干涉的新发展。司法干涉一方面能促进实现国际正义,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司法干涉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中国有必要认真评估此种法律现象,根据不同司法干涉现象不同"合法性"特质来确定不同的应对策略。

论“基于公益考量”的确认违法判决--以行政拆迁为例

学界与实务界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的"基于公益考量"的确认违法判决存在诸多误区:从法律适用来看,"公益"的泛滥与"重大损失"的缩水,为以公益之名行私益之实提供了可能;对"补救措施"的理解偏差导致对违法行政行为能否治愈的忽视,并引发连续性行政行为的确认违法之困难。就制度设计而言,"基于公益考量"的确认违法判决与域外的确认违法判决或情况判决均有差异,而制度借鉴的缺位则是引发法律适用错误的根本原因。在司法解释未做修改的前提之下,将"补救措施"拟制为判决的条件,并扩张"损害赔偿"的"损失补偿"面向,可以为私益开拓替代性救济之路。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仍在于慎待"基于公益考量"的确认违法判决。

法律视角下的“南海争端”——含义与解决的技术性建议

南海争端既是政治性争端也是法律性争端。从法律角度准确界定南海争端是通过政治方式稳定地解决争端的前提和基础。从中国立场看,"九段线"在法律上的准确含义有必要准确界定,并通过此种界定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中国要么将"九段线"内的海域宣告为群岛水域或历史性群岛水域,要么就区别其中的海洋权益和岛屿权益。由于中国立场与主张牵涉到历史性证据的证明效力,从何角度论证历史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际法院相关案例能够提供一定借鉴。

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与挑战

普遍民事管辖源于美国1789年《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自美国联邦法院1980年首次适用该法案以来,普遍民事管辖的理论与实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已发展成为与普遍刑事管辖并列的一个新领域。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给传统国际法规则特别是与豁免有关的规则带来了重大挑战,也给大陆法系国家带来了法律制度创新上的挑战。中国有必要在本国法律制度中确立普遍民事管辖的相关制度,并在普遍管辖议题的全球性磋商中持更具建设性的立场。

民事证据契约效力探析

民事证据契约因被质疑以私权利干预公权力行使,其效力曾遭受争议。在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契约原理研究并未得到重视,其适用亦颇为有限。随着民事诉讼模式的优化及诉讼理念的重构,有必要厘清证据契约的基本理论,明确证据契约的效力,建构证据契约制度。证据契约是当事人契约自由在诉讼法上的体现,有利于促进诉讼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同时对于当事人选择调解等非讼程序解决纠纷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企业在电子商务营销中的法律防范

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进程不断加快，企业越来越重视电子商务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将电子商务纳入到企业发展的战略当中。电子商务是一种具有快捷性、虚拟性、全球性等特征的新型商务模式。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不但要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商业运行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