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1986—2007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及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正相关的,但是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呈负向关系;我们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配置低效率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1986—2007年的实际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正相关的。但是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呈负向关系。文章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配置低效率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区域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作用渠道——基于浙江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引言及文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如何，对于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安排金融发展优先次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内涵。如果金融发展具有“供给导向”功能，则改善金融结构与提升金融规模的政策安排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倘若金融发展对金融增长的作用仅限于“需求跟进”，

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08年中国大陆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研究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库茨涅茨效应角度分析认为,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将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整体金融资源配置不均等,金融发展伴随收入差距拉大;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整体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根源在于农村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城乡金融发展逐步回归均衡,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当前政府正着手于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可以预期,金融非均衡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有望得到改善。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金融中介交易成本:缘自合会的投融资效率

以实地调研过程中获取的会单为例,编制轮会现金流量表,从融资成本和投资收益两方面进行比较,运用内部收益率法和现金流矩阵计算轮会的利率结构和利率水平,通过对比分析法,判断轮会投融资效率。研究发现,正常运行的轮会作为一种投融资机制是具有效率的。轮会是社会资本的载体,会脚之间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关系不仅推动了轮会的有效运转,而且在降低交易成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笔者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2000年～2010年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方法，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住房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性正向关系，地区间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股票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股票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中部和西部地区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则不显著。

民间互助会,路在何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背景下的思考

本文通过考察民间互助会的运行机制,剖析民间互助会风险发生的原因,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背景下探讨民间互助会规范化发展的对策。研究发现:(1)在村庄共同体组织内运行,小规模、社区型的互助会风险较低,倒会主要发生在大规模、投机性的互助会;(2)只要合理安排互助会的会金、会息、参与者人数,并对参与者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可以控制互助会的倒会风险;(3)政府应该允许民间互助会的存在与发展,但需加强对其监管。

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研究——以温州为例

民间借贷利率反映了社会资金余缺和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它已成为央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温州地区民间借贷活动的基本特征与利率现状,探究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因素和价格形成机制,并对合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以及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研究——基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差异的分析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各地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市2003-2012年的季度数据,采用面板协整的估计方法,研究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资产均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且东部地区的财富效应高于西部地区。

“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创新”学术研讨综述

由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研究中心和《财贸经济》编辑部共同举办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创新”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在浙江工商大学隆重召开。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教授、《财贸经济》编辑部副主任王朝阳博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3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和金融实务部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发展陷阱”形成机理分析

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只是有的国家能够较顺利地走出,有的国家则难以自拔。追赶型国家落入发展陷阱,是它们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应对更发达国家的围堵,传统产业无法应对更后进国家竞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在落入陷阱前一个较长时期出现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以本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由此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下降的结果。从企业整体和国家层面看,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在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为追求生活品质改善而导致大量收入向发达国家转移,由此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和国家外债不断增加的结果。中国目前所处的长波位置和国际环境,近十多年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企业整体收支不断恶化的现象,反映中国正处在发展陷阱的入口,并且该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低碳经济”实质的若干质疑

虽然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角度都应该实施低碳经济,但其提出的背景和目的却值得深思。即使碳排放与温室效应之间有直接关系,人类碳排放所占比例很小也难以成为主因。相比于气温上升,人类更应该警惕气温的下降。当前碳排放巨大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所以降低温室效应的前提是它们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碳排放的计算应是产品的最终消费(地)而不是生产(地)为依据,以体现利益与责任的平衡。在当前,低碳经济并不是一种环保和高效的技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