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培养模式——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为例

认为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的培养模式,可以有效地克服目前教育硕士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点,即以在校期间知识与能力的有限发展为未来教学的无限发展奠定基础作为一个关键点;二线,即以理论框架建构与多层次教材建设作为教学发展双主线;三面,即以互动对话、适度自教、教育实践作为具体教学过程的三大操作立面。这一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问题探讨——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文章从"课程地位与培养目标定位"、"师资"、"教法和教学手段"、"与现代汉语的区别与衔接"、"教材与课程体系"五个方面探讨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的问题,认为课程建设的关键在于任课教师的自身建设。语言学概论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修养和语言分析能力作为教学目标,任课教师应立足于此,用普通语言学的眼光来处理与现代汉语课程重合的语言结构知识的讲授,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材料来通俗地说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从师范院校普通话测试看地方高校普通话培训与推广——以浙江师范大学和浙江省为例

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合格教师的任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首要阵地。高校普通话培训和测试是"推普"活动中重要的一环。根据师范院校近年来普通话测试情况分析,地方高校普通话的培训工作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加强:矫正发音习惯,攻克方音难点;提升学生识字水平,增强规范读音意识;强化语流音变训练,培养普通话语感;加强思维训练,明确努力方向。为了促进普通话测试和培训工作,地方高校应该积极推广宣传普通话。

两微一端‛视域下高校党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两微一端”作为新媒体领域的重要平台,当下已成为高校党务工作者及学生群体接收信息的主要媒介。以“两微一端”在浙江师范大学党建工作中的应用路径创新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发现“两微一端”提供了主客体互动平台,对学生的影响逐渐加深,也存在“两微一端”与高校党建工作融合度不高、信息交互性不强、陷入碎片化信息接收困境等问题。需要击破校园“数据孤岛”,提升协同性;唱响校园“好声音”,增强实效性;线上线下“同心圆”,提高“两微一端”与高校党建工作互动性。

浙江师范大学藏民间文书的基本情况与史料价值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契约文书博物馆藏民间文书近10万件,始自元代延祐六年(1319),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时间跨度近七个世纪,几乎涵盖了元末以来的各个时期。这批文书以其巨大的数量和珍贵的价值,成为近代以来我国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又一重要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省属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探析——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

省属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是外部环境推动与内部发展需求的必然结果。浙江师范大学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核心竞争实力,从研究生选拔与资助、导师制度、创新计划、"研究生教育质量年"活动等几个层面进行了培养机制改革的尝试。但在改革中还存在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建设不够、硕士研究生师范技能训练缺失、学科特色向研究生培养特色的转化等方面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与探索。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渊源探寻

浙江师范大学起源于1906年创办的全浙师范学堂。后来经历了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杭州师范学校等发展阶段。1956年在杭州师范学校校园内孕育诞生了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又经历了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发展阶段。1953年和1958年从杭州师范学校分出创办的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新的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又并入了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与全浙师范学堂一脉相承,继承了其高等教育的学脉、法统。110年的发展历程中,名师荟萃,人才辈出,汇集和造就了文学家鲁迅、朱自清、叶圣陶、冯雪峰、曹聚仁,史学家何炳松、朱希祖,政治家沈钧儒、施存统,音乐家李叔同,美术家潘天寿、丰子恺,书法家沈尹默、张宗祥,教育家经亨颐、马叙伦、陈望道、蒋梦麟、郑晓沧、杨贤江,数学家陈建功,生物学家江希明,体育专家舒鸿等一大批文化巨匠和科学泰斗。

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与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得益于其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含纳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中国”、“儿童”与“文学”上。三者的知识意涵及权力关系衍生了新的文学框架。从发生学的机理看,现代概念向现代知识的转换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自主道路。对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界定是确立知识范畴、依据和方法的重要途径,这要求突破描述性概念的知识单面化,向着结构与系统的知识场域跃升。学科界分与跨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完整序列,学科界分是跨学科的理论前提,跨学科又促发了新一轮关于学科界分的思考。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要遵循“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的逻辑,在文学史建制的基础上推动百年新文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阮元“文”论在晚清民国的回响——兼论近代文学观念的建立

清代中期阮元及其门人对“文”观念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分梳,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以使文学摆脱“文以载道”的束缚,这促使了文学独立,并出现了文学史观的雏形。阮元及其门人关于“文笔”的考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对“文”观念的论争,而且影响了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文学观。他们对阮元及其后学的观点进行选择性吸收和转化,甚至有批评阮元之处。同时,关于“文”的论争也引起其他近代学者对文学观念的关注和探析,为民国学者进行文学史撰写提供了材料资源和观点支撑,促成了清末民初“纯文学”观念的萌发,进而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逻辑进路

中国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现代知识论的转向,这种转向突破了儿童“不可知”和儿童文学“不可能”的学理偏误。中国儿童文学是基于人学知识论框架而重造的新文学知识,它不是个体知识或地方知识,而是为中国人确立国家文化认同的现代知识,构筑了人与知识互动共生的结构关系。学科建制是推动文学转换为知识的推手,文学的分科衍生了“文”与“道”的分野,“人”成为“文”的本原,这为中国儿童文学知识学科化提供了理论前提。由于缺乏大学教育体制的支撑,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整体迟缓,急需在新文学知识体系中确立身份。内外资源的动态互动驱动了“儿童”与“文学”的知识生产,立足于民族性、现代性和人民性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没有归入复古或西化的窠臼中,而是标识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气度。

地方路径视域下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

作为区域文学的案例,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应置于地方与中国双向互动的体系中考察。从地方路径视域考察湖南儿童文学,需要确立湖南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并以其自身的自主性确证新文学的中国性。这种主体性的确认是以湖湘文化特质的呈现为前提的,但湖湘文化个性的显现并不是这议题的全部,个性与共性、区域与整体的融通才是研究的重心。湖湘文化的现代精神是湖南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原动力。基于人学知识观的出场,湖南儿童文学遇合了内外两种资源,显现出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文学质地。湖南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不仅要重新发现湖南和湖湘文化,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探寻通达中国儿童文学乃至新文学的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机理与构想

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彼此重构的学术史,其逻辑前提是中国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确认,这就要求在知识学科化的框架内开掘出学术史发展的内在生成机理。既然是学术史研究,就要遵循历史研究的方法,学术编年、学术思潮和断代学术史的整合都是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的方略。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具有批判性与建构性的双重特质,它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进程。现代汉语写作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原点,对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革命史等大系统的区别与融通彰显了其本体价值。基于同源性的机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实践具有同一性,但也在学术现代化的过程中锻造了自己的主体性。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释文斠补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整理了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900余件畲族文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文书中异体俗字众多,导致释文存在误释、未释、缺释等问题,影响了文本的整理质量和科学利用。本文撷取七例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校,求其确诂,以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恢复文书原貌,为学界提供精准的研究史料。

中国革命儿童文学的生成、演进与反思

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革命儿童文学便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艺术实践的方式发挥着对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等宏大话语的言说功能。在新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视域内,对革命历史的追忆与重述使得革命儿童文学被拉升到“国家文学”的高度。在新的文化场域内,儿童的个体成长与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勾连,向儿童宣叙“革命家史”,突显出成人对儿童的现实教育意涵。借此过程,成人通过对历史的陈述完成了由“事实的历史”向“叙事的历史”的转换,并创建起新型的文类秩序。而被成人编排进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儿童则顺利跻身于革命大家庭,其依凭特有的心理、视角、行为在完成对革命历史的述说之余,也以亲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实现了对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而在后革命时代,从思想变革的角度重审革命儿童文学,探寻与重塑战争语境下儿童的主体价值,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良性发展提供崭新的艺术出发点。

现实主义思潮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化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中,理论预设与创作实践上的错位体现在“为艺术”还是“为现实”的歧异上。在历史化的动态发展语境里,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被理论家不断地阐释与更新,并逐渐生成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儿童文学思潮。从发生期融入人学体系的考量,到革命与抗战语境的思想牵引,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建构和彰显。在新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方向性选择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复归助益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创构。新世纪儿童文学聚焦“中国式童年”,深植于现实的文化土壤,为规避堕入轻逸境地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方面贡献了文学的力量。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现状及其思考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高速发展、众“语”喧哗,在语言方面涌现出了许多值得探究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截至目前,新世纪文学语言研究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均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对新世纪文学语言进行把脉问诊并激浊扬清,加强新世纪文学语言的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推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助推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新世纪文学语言研究的应有之义。

蒲松龄的文学遗产及其俄文翻译

今天,蒲松龄(1640-1715)的名字不仅为古代小说爱好者所熟知,而且可能绝对是中国所有人最熟知的--广泛流行的改编的小说、改编自他的小说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尽管与原著相距甚远,但仍然在解说和广告上提到蒲松龄。大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多样性使得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同样,我们也很难跳出把蒲松龄与描述狐鬼文学题材之间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寻求更详细地了解作家的作品只是文学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对其作品深层意义的探究则在专家学者中更是凤毛麟角。最普遍的说法是,蒲松龄是利用过去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唐代的中篇小说(传奇)的传统,将古典题材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讽刺手法融入其中。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绘画艺术对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西方艺术理论以及文艺思潮的不断涌入,新的设计理念、艺术表现手法也随之渗透到了我国美术及书籍封面设计领域。通过考察“新艺术运动”、立体主义运动、未来主义画派、超现实主义画派以及构成主义运动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不难发现这些艺术流派及其思想在本土文化的融合与转换下,为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气息与时代特色。此外,随着我国绘画艺术与装帧艺术的发展,丰富多样的书籍封面图案逐渐与内容发生多重关联,体现出融合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审美特征。

“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向”或者说“模式”,即“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两种批评各有其缺陷,表现为:“学院批评”过分地依赖理论从而导致批评与创作实际脱节;“作家批评”则欠缺理论从而导致批评的现象化而缺乏深度。这两种缺陷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

论浙江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生成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儿童文学的孕育、诞生直至初步繁荣,与浙江儿童文学所作的贡献密切相关。本文从浙江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切入,揭示这个群体的生成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学意义,探讨作家群体的儿童文学取向与浙江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总结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具有重要“典型”意义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