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灾难与族群藩篱：元代漕粮海运及其社会后果的再思考

元朝建立"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与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在中国海洋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亦为元人视作本朝超越汉、唐的标志性政治成就。漕粮海运对于元帝国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然却给东南沿海民众造成沉重的海运劳役,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它改变南宋旧有的漕粮征收格局,造成江南地区"重赋"现象。海运体制中的严重待遇不公更使得江南与元廷之间形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和冲突,最终使得漕粮海运体制在元末终结,留下"胡元暴虐、草菅民命"的历史记忆,以及"帝国亡于海"的历史昭鉴,至明清时期视海洋为畏途,使得中华民族探索利用海洋的进程从而遭受重大挫折。

略论李鸿章19世纪60-70年代的对日主张

李鸿章在1862年代理江苏巡抚期间开始对日本有所了解。随后,他曾以南洋通商大臣身份与日本官商打交道,主张与日本通商。1870年,日本派员前来谋求通商修约,李鸿章力排众议,说服了总理衙门大臣并于1871年与日本签订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次年,当日本方面派员改约谈判时,李鸿章则以约定守信的明确态度加以拒绝。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建议总理衙门向日本派驻使节以加强两国的相互了解和联络。李鸿章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对日主张应该说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和世界潮流的。

清代省友、司院书吏与州县省事

清代省友是州县延聘、长驻省城的办事人员,负责州县衙门在省级主管行政机构藩司、臬司及督抚部院的相关事务,诸如办理州县交代册、领解钱粮、投文解犯、打探信息等。其中,关书、使费与文册是省友的受事之源,省友藉此请托司、院书吏援通办理州县省务,甚至在使费支付数目、钱粮领取与某些事务上有"擅专"的空间。然而,这种"擅专"并非毫无限制,省友与司、院书吏携手操持州县省事时,书吏会根据上宪的执政态度与关防严密程度而使相关事务在法律法规及各项省规所允许的范围内弹性延伸,省友在使费支付与钱粮领解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州县的牵制。省友与司、院书吏在利益驱动下对州县省务的不规范运作,有促进上下级行政机构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