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辨析——对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的再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起点,而如何对这些遗产进行真实有效的保护,使其传承和延续比如何将其列入四级名录体系更有意义。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早期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对有形的古迹、遗址、历史街区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针对与物质文化遗产有巨大差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原则与整体性原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适用程度都需要深入探讨。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起源地的认识误区

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经常会出现多个地方竞争同一个"非遗"代表名录,并声称自身所在地即是该文化项目"起源地"的情形。民间文学由于其草根性、口耳相传和集体性等文化属性,在时空的变迁中经常会发生复杂的传播与流变,因此在多处地理区域都有可能产生数个相似的口头文本,而其具体的起源地往往难以断定。对"起源地"、"故里"等术语的使用应持慎重态度,或可改为"传承地",以免出现无谓的争执。进入名录的地方文化项目,应理解为是具有历史传承性、地方代表性、活态且濒危的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代表即是所谓的"正宗"或"源头",而未入选的同类项目,依然有其独特的地方文化价值。

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与全球化有密切关系。综合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行国家提出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行国家维护民族自信心,确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手段;是政治和经济失意时,通过文化的自我保护和延续来寻求民族合理地位的一种诉求,是政治追求在文化上的异化。今后文化民族主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还将存在,但应该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向两个极端,即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自主保护实践及启示

非遗保护的理想状态和正常秩序是以国家在场为前提、以立法为保障、以民间社会为主体的文化自觉与自主保护。近年,部分非遗保护实践已经出现了少数传承人对自身所持项目进行一定自主保护的先期示范。这类传承人大多以保护遗产项目作为正式职业,较早探索生产性保护,在市场语境中对项目进行适度创新,通过"政府出地、个人集资、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了专项博物馆,能够保证遗产项目的长期发展。这类保护实践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文化自觉,也显现了地方行政力量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非遗保护逐步走向民众自主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值得长期关注。

文化空间、价值取向与文化遗产保护——从西藏“日姆栋”史前“血祭图”岩刻画被毁事件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西藏"日姆栋"史前岩刻画,是存留至今的、生动反映早期社会宗教信仰生活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的"血祭图"是一幅对史前本教举行的大规模血祭仪式进行艺术再现的绝世岩刻作品,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为当代藏民所刻的藏文"六字真言"所毁损,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文化损失。笔者认为,这一文化事件究其外部原因,主要是文化空间之争,即跨时空的宗教文化形态在同一文化空间中发生的无声冲突,使后者对前者采取了非理性的文化行为;究其文化内部原因,则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主体对历史与现实所做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模式上。在此个案基础上,笔者从理论上归纳出四类文化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模式,并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关乎民族和国家能否合理安排文化空间,能否正视历史与非历史,能否理性判断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建构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传统”或“传统主义”——以两个七夕个案为例

当"传统"被不断地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商业化与文化化,阐释与应用"传统"的行为与过程本身,即已成为一类传统,可称之为"传统主义"。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地存在一类浪漫化与复古式的传统主义。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既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尚古文化时间观有关,也与全球化下文化变迁与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态有关,是在消费社会语境下以及追求他者文化认同中产生的意识形态产物。本文以浙江两个地方的七夕节为研究个案,指出被理解为"传统"的节日,实际上是经历稳定、变异、断层、互文与再造的复杂文化事项,而近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所谓地方传统,也早已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视野中的现代性传统。当下许多地方社会呈现的"传统",都是有意或无意中创新与再造的"传统",其中既包含着正向的社会-文化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与实践中,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前景。

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

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传承人'概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人'概念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后者由于涉及相关立法与政策,在'传承人'的认定程序和数量上有特殊的规定,更强调'代表性'和'荣誉性'的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个体的一般价值,担负着保存民间文化形态、教育示范与普及传统知识的社会责任,成为一类特殊的公众人物。传承人保护问题正是当前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在相关的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公众影响力等方面均有待完善与提高。

关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对策报告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深入发展。各省市自治区也充分认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性,纷纷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潮。2007年5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本对策报告以此为法律依据;为给本对策报告的撰写和相关理论的提出提供实践依据,浙江师范大学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选取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十个具体项目,通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为本次对策报告提供实践支点。本对策报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序言,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对策报告研究的目的和依据,以及本对策报告希望达到的目的和作用。第二部分:对策报告的理论准备。分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建设涉及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本对策报告的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可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建设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必要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基本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的组织模式与管理模式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辨析——对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的再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新起点。对这些遗产进行真实有效的保护,如何使其在实践中传承和延续比如何将其列入三级名录体系更有意义。原真性原则和整体性原则早期是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对有形的古迹、遗址、历史街区等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针对与物质文化遗产有巨大差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原则与整体性原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适用程度都需要深入探讨。

略论国外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以亚欧多国为例

许多国家对民间美术的保护工作起步较早,积累了十分丰富和有益的经验,并形成了鲜明的保护特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以日本、韩国,以及法国、英国等亚欧国家为例,介绍和分析了他们值得借鉴的保护经验,以期对我国的民间美术保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物”与“非物”之辩——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物”的角色

在阅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很多人都会因为概念表述陷入'物'即'非物'的悖论,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相对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因此,《公约》对概念的表述更多是在揭示和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涉及的'物'的关系。笔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演变为切入点,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涉及的'物'的关系,既有二者归属领域、功能、艺术性与价值性的辨别,也有'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开发利用中角色的探讨。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性与传承力

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政治与文化、国家与地方等多重意义上获得高度认证的少量民间文学项目,十分强调着眼于前工业社会的'传统性'。在转型社会的语境下,它失却了大众实践的现实认同,却获得了官方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关怀。代表传统的'非遗'在当下传承中出现的诸多困扰,本质上由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质变所决定。'非遗'的保护不仅需要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需要借此反思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以及'非遗'具体工作中的功过得失。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璧钟馗画

民间文化是画家创作的重要源泉。灵璧钟馗画立足于民间,不断汲取营养使其创作内容丰富多样,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推崇。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如何使日益衰落的灵璧钟馗画更好地延续文化传统,更好地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功能,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国民文化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反思西藏社会现代化中的文化变迁

在由快速现代化引起的文化变迁中,文化主体在认识上容易陷入"传统还是现代"的两难境地。就西藏社会而言,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使民族文化在文化整合中继续有力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作为西藏传统文化核心的藏传佛教正日益世俗化,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仍可以在现代生活的部分精神领域中发挥着积极的功能。现代化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与过程,完全可以做到民族化与地方化。对于"变",需要有开阔的心胸、长远的眼光,以及耐心、主动、自觉的文化姿态,既不能做传统的卫道士,也不能臆想一蹴而就地完成现代化。文化的主体选择机制、行政力量与法律机制,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和理性精神,都应该在社会转型期中发挥出各自的功用。

村落记忆与空间表征——对山西上安村的文化地理学考察

文化地理学对于"地理"的理解和研究范畴,己经超越传统的地理学,是对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空间进行深度理解与符号诠释的学科。民俗学作为研究"地方"的地理、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借鉴。村落内部的口述记忆是获知空间表征的重要途径,表征可以借助记忆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主体赋予外界的自然景观和物理空间以地方性的内部想象、发明与建构,将自身的种种现实需求(如意识形态结构、地方安全感、文化资本)投射到外部世界,产生了村落特有的空间表征,即复杂的空间观念、情感与态度。

走出瓶颈:浙江青田石雕的生产性保护经验

浙江青田石雕项目的生产性保护历程,提供了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如何突破生存难题和传承人瓶颈的可参考案例。石雕业作为青田山区重要的生计方式之一,有其自身持续市场化的民间需求,经济的因素首当其冲。地方政府适时与适地的有效扶持成为石雕初级产业化的重要推力,并使其继续保持以手工技艺为主体的传统特性。地方职业教育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类具有创新性与可行性的技艺传承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年轻职业艺人的传承问题。可以认为,目前青田石雕工艺品的初级产业化与手工为主体的传统技艺及其传承,二者基本能够做到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农村社区工业化中的时间生活变迁:浙北C村研究

工业力量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农村社区工业化的过程引发了基于乡土传统的现代化变迁。本文选取了时间生活这一研究视角,去理解由农村社区工业化所引起的结构性变迁,以及对传统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这种变迁被认为是过渡的、综合的和待定的。随着文化主体的结构时间发生了不同程度与形态的变化,相继出现了工农业并置的生态时间、新的宗教时间与信仰福利观,以及"指向未来"的结构时间。农业与工业文明模式是异质的,但在具体过渡中会表现出并置、交融或替代的复杂情形。在实际情形中,乡村社会的工业化呈现出一个连续的、综合、本土式的变迁历程。

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寺庙的复兴——浙中H村将军庙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中部金华市北郊H村的村庙——将军庙为调研对象,探讨传统农业型社区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村落的传统信仰得到复兴的原因、过程及其发挥的新的社会-文化功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H村从一个以农业式生产生活为主导的自然村落,迅速蜕变为一个融入城市空间、以工商业为生存模式的"城中村"。H村将军庙的复兴,可以说是正经历着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恢复与再造"传统"的一个地方性缩影,也是"失地农民"在社会与文化的转型中实现自我调适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

文化空间、价值取向与文化遗产保护——从西藏“日姆栋”史前“血祭图”岩刻画被毁事件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的西藏'日姆栋'史前岩刻画,是存留至今的、生动反映早期部族社会宗教信仰生活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中的'血祭图'是一幅对史前'本教'举行的大规模血祭仪式进行艺术再现的绝世岩刻作品,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为当代藏民所刻的藏文'六字真言'所损毁,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文化损失。笔者认为,这一文化事件究其外部原因,主要是文化空间之争,即跨时空的宗教文化形态在同一文化空间中发生的无声冲突,使后者对前者采取了非理性的文化行为;究其文化内部原因,则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历史与现实所做出的文化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模式。在此个案基础上,笔者以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作为两类文化主体,以进化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作为分析维度,从理论上归纳出四类文化价值取向与价值判断模式,以及相应产生的关于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认知与实践。最后笔者强调,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关乎民族和国家能否合理安排文化空间,能否正视历史与非历史,能否理性判断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从而建构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现代变迁与民族经验——西藏社会的个案

西藏社会正在由一个传统宗教型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开放式的经济型社会。对其而言,由现代化引起的系列变迁(物质生活、制度文化与精神传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体验,也是一类不可重复的民族经验,其中既包含大时代的共性特质,也富有本民族的个性差异。现代变革促使西藏社会及时地进行文化自觉,并对当下诸多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命题提供自身独特的丰富经验与实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