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培养模式——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为例

认为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的培养模式,可以有效地克服目前教育硕士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点,即以在校期间知识与能力的有限发展为未来教学的无限发展奠定基础作为一个关键点;二线,即以理论框架建构与多层次教材建设作为教学发展双主线;三面,即以互动对话、适度自教、教育实践作为具体教学过程的三大操作立面。这一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释文斠补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整理了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900余件畲族文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文书中异体俗字众多,导致释文存在误释、未释、缺释等问题,影响了文本的整理质量和科学利用。本文撷取七例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校,求其确诂,以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恢复文书原貌,为学界提供精准的研究史料。

从考古发掘到数字人文:百年西亚印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古代西亚的印章分为平印和滚印,平印产生较早,滚印是两河流域特有的印章形式,贯穿于两河文明发展始终,直到公元1世纪被平印所取代。自19世纪近东考古兴起,西亚印学研究已经历了百余年历史,从最初的印章图录出版,到对印章类型、材质、图像和铭文的专题研究,学者们逐渐探索出西亚印章学研究的独特范式。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西亚印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变革,数据库建设、文字与图像的数字分析、三维虚拟仿真技术以及跨学科研究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更新了印学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尤其是我国学者“大印学”概念的提出,在国际人文社会学界发出“中国印学声音”,为世界印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从师范院校普通话测试看地方高校普通话培训与推广——以浙江师范大学和浙江省为例

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合格教师的任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首要阵地。高校普通话培训和测试是"推普"活动中重要的一环。根据师范院校近年来普通话测试情况分析,地方高校普通话的培训工作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加强:矫正发音习惯,攻克方音难点;提升学生识字水平,增强规范读音意识;强化语流音变训练,培养普通话语感;加强思维训练,明确努力方向。为了促进普通话测试和培训工作,地方高校应该积极推广宣传普通话。

地域人文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论“浙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的引领意义

"浙江潮"引领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思潮,取决于浙江作家对世界文学新潮的敏锐感知与把握,也根因于积淀深厚的地域人文传统对现实主义的精神呼应。其引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各个时期都有显著表征,集中体现在对各种重要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引领作用。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美国最高法院对凯洛案的判决与财产权运动的复兴

财产权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但是20世纪以后,由于各级政府对私人财产的征用和管制,私人财产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因此,到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了一场财产权运动,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正当财产权倡导者庆祝的时候,2005年的凯洛案给予财产权运动当头一棒,于是在美国再次出现了财产权运动的新高潮,广大民众、公民组织和各大媒体纷纷进行了抗议,学术界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联邦和州政府的各部门也纷纷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措施,但取得的成就并不十分理想。如何平衡私人财产权与政府的管制权,仍然是美国各界所面临的一个艰巨的挑战。

浙江古代书院遗存现状与保护对策

浙江书院承载着浙江乃至江南的文脉。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历史上的书院共有784所。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古代书院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遗存现状不容乐观,大部分书院遗址保护不力,处于自然消亡的状态,存在着相关法规不完善、建筑修复不当、保护资金不充足和文化传承不力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落实书院信息普查制、完善保护条例、设计修复方案、吸纳保护资金和丰富办学模式等保护对策,促使书院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承,为建设“浙江诗路文化带”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的支撑。

美国马汉海权论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建构

美国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在近代重商主义思潮、传统海权观念、海洋局势及国际格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经历了本土化建构的过程。清末,出现竞争利权和守土防御的海权思想,并扩展了海权的内涵,引申出领海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含义。民国前期,海权论的本土化建构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后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探讨列强海上军事实力的博弈。民国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根据战争形势论述了海权与陆权、空权的关系,对马汉海权论进行了补充,从而形成了陆海空三者结合的海权理论。国人还根据新的海权理论,对本国海权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以本土防御为中心,包括内外线互补、海陆空结合的海权建设战略,这为战后收回台湾岛和南海诸岛、恢复领海主权提供了思想基础。

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为依据 构建人文主题写作教学体系

在立德树人维度基础上,增加了哲学观和科学方法的思维维度,并从个人、社会、国家、自然四个向度对教材人文主题进行了重新归类。分析了2023年高考语文作文题与教材的关系,提出要重视从教材课文中汲取写作的思想内涵、要以写作为目的阅读分析课文等主张,并作了相关教学设计,意在使写作教学在人文主题上实现教材、教学与评价的一致。当然,写作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不可夸大人文主题写作教学的作用。

五四用典之争与现代汉语用典论

“不用典”是胡适“文学改良”即国语白话文的重要内容。胡适把用典区分为“广义用典”和“狭义用典”,他反对的是“狭义用典”。胡适认为,用典缺乏创造性,是一种没有才气的表现,在表达上容易导致歧义,导致表义误解。陈独秀赞成胡适“不用典”主张,他主要是从美学即文辞的艺术性角度来提倡不用典的。钱玄同赞成胡适的“不用典”论,他认为白话文的特点是表达直接,通俗易懂,而用典则是与此相违背的。废名主张现代汉语写作应该用典,他认为用典是“高明作者”写作手法,实际上是把用典看作是一种写作修辞技巧而非内容的表达。用典从根本上是语言的问题,既是语言修饰,但更是思想表达,用典即借用陈语来表达,用大家都熟悉的故事来表达,这种表达既是表达自己,更是延续传统,是语言内部自然产生的现象,属于语言使用的正常规律。用典是语言习得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人为的刻意的文字游戏。用典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具有强大的逻辑能力。现代汉语写作不仅用古典,还大量用今典和洋典。

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与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得益于其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含纳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中国”、“儿童”与“文学”上。三者的知识意涵及权力关系衍生了新的文学框架。从发生学的机理看,现代概念向现代知识的转换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自主道路。对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界定是确立知识范畴、依据和方法的重要途径,这要求突破描述性概念的知识单面化,向着结构与系统的知识场域跃升。学科界分与跨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完整序列,学科界分是跨学科的理论前提,跨学科又促发了新一轮关于学科界分的思考。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要遵循“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的逻辑,在文学史建制的基础上推动百年新文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从“产权单位”到“纳税单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考释

《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根据其登记的表达方式可分为人户、祀户、族户、佃户、会户、庙户、商户、官户、客户九大类别。这些户名在鱼鳞图册上皆分为“业名”与“业户”两列登载。其中业户表达的是“产权单位”,依据“谁的土地谁承粮”的逻辑,其内涵是指“名义上的承粮户”;业名是对业户的补充与说明,其内涵是指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或税粮的实际承担者,即“业主真实姓名”。在兰溪,不管是从习惯上还是从制度上,田底主(大皮)是承粮户,但实际情况是只要某户拥有地权某个层面的权利,就可能成为实际的承粮者,故在业名之下或在其旁边以批注的形式可以登载各类经营者、佃耕者等信息,以表达这些人或单位是税粮的实际承担者。

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的演变及其特征

乌尔第三王朝战争史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亚述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从乌尔纳姆时期的统一战争,到舒尔吉时期的扩张战争,再到阿马尔辛、舒辛和伊比辛时期的防御战争,乌尔第三王朝对外战争经历了从主动扩张到被动防御的演变过程。同时,其对外战争呈现出有选择性的扩张,即“东战西和”的特征,战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和战俘,二是为了建立军事缓冲区、保卫王朝核心区的安全,三是为了控制呼罗珊商路,加强和东部伊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随着阿摩利人和埃兰人的威胁加剧,乌尔第三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并未能完全实现,而其短暂的百余年的中央集权制尝试,为后来的两河流域国家统治与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念共同体或意义共同体,它基于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实现世界共赢共享的系统性方案。教育作为人类的共同事业,通过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人,承担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职责与使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分析揭示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可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的理论阐释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教育的伦理价值内涵可以通过平等性、他者性与自主性三方面进行具体阐释。教育的平等性内涵通过阐释教育平等、智力平等与智性解放之间的关系,重申“凡智力皆平等”的主张。教育的他者性内涵具体体现为他者伦理、好客伦理,借此可探讨构建相异之人社群的可能性。教育的自主性内涵意在揭示教育的独立自主发展和教育的主体化功能。

“林译小说”的现代阅读及其意义——以民初教育部褒奖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林译小说”影响很大,其中十几种为民初教育部所褒奖,以利于通俗教育。这十几种褒奖小说为国民所普遍阅读,其中首推《黑奴吁天录》,其“阅读”焦点在于借黑奴悲黄种人,体现出浓厚的启蒙色彩。对三种伦理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对传统伦理的重视,尤其是通过西方小说发现中西在人伦上的相通之处,从而更加坚定了维护“伦理”的信念。对四种社会小说的阅读,体现了读者关注下层人民的悲悯情怀,更肯定了西方社会小说与我国古文在叙事技法上惊人的相似之处。对其他几种小说的阅读,各有侧重。对这些褒奖小说的阅读反映了读者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此外,考证与品评、批评这两种广义的“阅读”方式则大力促进了近代翻译小说批评的发展。

丝路文化与传统中国形象的建构

由概念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一词,既在内涵演变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同时又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国家名称;“丝绸之路”作为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贸易路线体系,是联系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因此,丝路文化既是传统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又是传统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水利、信仰与地域社会:浙中地区白沙大帝信仰解读

地方祠神信仰,是解读地域民俗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浙江中部白沙溪流域关于“白沙大帝”卢文台退隐辅苍、修筑三十六堰的事迹,虽出于后人的建构,却是浙中地区早期地理环境和农业开发史的反映。在卢文台从人到神的塑造过程中,地方家族、寺僧、官员、士人均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卢文台造福百姓事迹的崇敬及风调雨顺的冀望,但又有各自的考虑和诉求。对白沙溪三十六堰这类复合型水利工程祠神信仰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水利人格神信仰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现实主义思潮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化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中,理论预设与创作实践上的错位体现在“为艺术”还是“为现实”的歧异上。在历史化的动态发展语境里,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被理论家不断地阐释与更新,并逐渐生成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儿童文学思潮。从发生期融入人学体系的考量,到革命与抗战语境的思想牵引,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建构和彰显。在新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方向性选择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复归助益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创构。新世纪儿童文学聚焦“中国式童年”,深植于现实的文化土壤,为规避堕入轻逸境地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方面贡献了文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