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

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名”到“实”,由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复合型视角叙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作时间为1926年9月18日，最初发表于1926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19期，后收于《朝花夕拾》，这时鲁迅已年过四十，文本明确采用成年人的视点叙事；然而作为叙事对象的故事时间却发生在童年，为了“带露折花”，最大限度地还原童年故事的原色原香，

地域审美视角与六朝文学之“江南”意象的历史生成

"江南"之所以成为一个在中国文化中意象具足、并被广泛接受的特定概念,除了其突出的经济文化地位外,更是历代文人对于"江南"不断文学化、意象化的结果。先秦以来的进贡制度凸现了中原权力中心对于各地方物的觊觎与索取,使得江南方物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此为"江南"之成为"江南意象"的历史前提。随着江南方物不断进入文献视野,在文学领域出现了江南方物的意象化。六朝时期,前后两次南方文人入北的空间移动,不断凸显与强化了"江南"审美视角,美学范畴的"江南"意象发生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审美姿态从被动审美变为主动审美;二是审美对象从方物逐步转向山水。引发文化中心南移的晋室南渡,乃是江南意象发展演变的重要分野,它为后者带来了美学姿态和文化心理的双重变换。江南审美视角的不断强化与"江南认同"的渐趋成型,是江南意象历史生成的决定性因素。

论文学新变格局演进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越文化“内源性”视阈的透视

突破中国文学“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实现文学观念、文本样式、语言形式由旧向新的整体性置换与变革,即体现文学的现代转型,需要做出多方面探究。固不可或缺,但审视中国“传统内”的变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联系中国文化传统中极具变革精神的越文化传统,对照在越地生成由鲁迅领衔的阵容壮观的新文学作家群,探讨两者之间的同构对应关系,当能确切阐释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有效路径。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内源性”生成机制探析——从越文化视阈的透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固然不可或缺,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近传统”蕴含的叛逆道统、注重变革的精神,曾长期影响我国的思想文化界;越地的面海区位优势,养成作家外向拓展的精神品性,造就内外共振的文化效应;而越文化在传统格局中的新变,也形成一种历史流转的文化精神。这些特征,恰好与越地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内源性”机制。

论“聊斋小说地图”的建构及其叙事功能

小说地图研究是在文学地理视角下展开小说研究的重要学术路径之一。作者潜意识中所建构的小说地图必然与其生平阅历、创作心态、地域观念等发生关联,通过研究小说地图,将为深入理解作家作品提供别具一格的视角。以蒲松龄名著《聊斋志异》为例,全面梳理《聊斋志异》中涉及空间地理的描写,对《聊斋志异》故事在全国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勾勒出带有作者地理认知特点的“聊斋小说地图”,由作品地理分布的圈层结构揭示精品率的比重,并分析其原因。最后从情节、场景、人物等方面探讨“小说地图”的叙事功能。

小说地图视角下的“南袁北纪”

清代有“南袁北纪”(①)之称,袁枚和纪昀洵为文坛巨擘,亦皆为文言小说大家。若立足两人文言小说集代表作《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以小说地图的视角观之,多有可比对映照之处。就小说作品的主要地域分布而言,前者以江南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南而北”的趋势;后者以直隶区域为中心,叙事呈“自北而南”的趋势;就南北空间景观的重点意象而言,则有市井与庙堂之别;就物产与民俗地理的南北特色而言,则有南方山林与北地原野之别;就南北主要人物群像的塑造而言,前者多写江南客商,后者关注北方循吏。通过以上的比照探讨,还可见出两书不同的写作策略和叙事笔法,即一为性灵大家,由“戏编”而张扬性灵,一为理学名臣,多考据而说理教化。两位作者虽有强度相若的“地方认同”情感,却有着迥然有别的撰述心态。

评张全之《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张全之教授的著作《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最近出版。这是一部“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成果，它的问世不但标志着张全之教授本人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通鑑前編》文獻考疑

金履祥《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二卷,元天曆元年(1328)初刊於婺州路儒學。明清刊刻《通鑑前編》,更改此書之處頗多,原貌被模糊,使得學者間著録及研究歧見紛出。今以静嘉堂文庫藏初刊元本爲準的,證以明慎獨齋本、歸仁齋本及清宋犖本、率祖堂本、《四庫》本,辨正源流,諟正譌謬。明清諸本多改題《通鑑前編》曰《通鑑綱目前編》,並變其體例爲綱目體,致使學者有誤認爲後者即其初名;又多將二卷《舉要》新釐定爲三卷,致使學者多誤認爲原即三卷;又多附以陳桱《外紀》一卷,學者有誤認爲此卷亦爲金履祥作。《通鑑前編》卷前《〈通鑑前編〉表》爲鄭允中作,非學者所云爲金履祥自作或許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