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先生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和体系

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对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与体系所提出的一些设想，至今仍很有价值，这里仅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关于加强高校历史专业教材教法研究的几点认识

《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曾刊载北京大学马克尧先生《大学历史教学浅谈》一文.马先生作为史学前辈,积数十年教学体验,指出了大学历史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积弊与缺憾.马先生的文章对高校教学改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拓宽了历史教育界的改革视野.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论克劳塞维茨军事政治观的国际关系内涵

作者通过对《战争论》的进一步解读,认为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政治”内涵主要指的是近代时期开始形成并完善的国际关系体系。他的军事政治观的重要思想和贡献是,指出应通过均衡、协调、统一国际关系来制约人类基本行为之一的战争行为。

中国历史的空间枢纽——欧文·拉铁摩尔边疆范式中的“贮存地”剖析

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最早用"贮存地"形容历史时期中国内蒙古和东北交界地带的历史特性。"贮存地"不是毫无变化的概念建构,不断地意义填充使之逐渐由地理区位概念向空间功能概念转向,而其内涵演变则与拉铁摩尔本人的知识结构调整桴鼓相应。"贮存地"是拉铁摩尔通过"空间视角"对"长城边疆"与中国大历史间互动规律的历史想象,目的在于揭示边疆地带的"融合创生"作用以及"边疆社会"、"边疆人"独特的身份认同,进而从历史的维度对他的边疆范式进行补充。其理论意义大于实证意义。通过"贮存地"不难发现,拉铁摩尔的边疆范式其实没有逃脱"西方中心"的时代局限,仍带有浓重的线性思维方式和普世化倾向,而且他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存在诸多偏颇之论,不能不经鉴别一概吸收。

从《广志绎》看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貌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地理学名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右》中对江西历史人文地理有详细论述。王士性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不仅翔实地记载了江西的历史人文地理,包括发展的市镇经济、繁荣的文化、人口流动和民变、民风民俗等,而且还有精彩论述,体现出比较先进的人文地理思想。这不仅为研究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有助于今天江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元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其中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背景与内涵。海运体制中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特点为:达鲁花赤为蒙古、色目人所垄断,万户、副万户多为北人,千户及海运府的幕僚官多为南人。元廷重视海运官员的选任,待遇优厚,然北方官员与世袭职役的南人海运官员多有矛盾冲突,社会隔阂较深。就役海上的艰辛使得各族海运官员均重视天妃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同时在语言、曲艺、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互动交流,展示出海运体制中交织着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多元的文化交流。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与现实应用——基于三份“边疆节略”的历史考察

欧文·拉铁摩尔在1941—1942年间以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身份参与了中国政治。在此期间,拉铁摩尔应蒋介石之邀,先后撰写三份“边疆节略”(分别是新疆、外蒙古、东北节略),呈现出研究旨趣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学术关怀。尽管此诸节略在最初一段时期内未得到蒋介石及其属下的认可,但拉铁摩尔的一些边疆理论思想和建议确实对国民政府的边疆统合实践产生了影响。当然,这其中既有正向的政治遗产,比如扶助周边弱小民族的建议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积极性影响;也有负面的政治遗产,比如为急于摆脱苏联的影响而贸然实施对新疆之统合,以致国民政府陷入困局。总体来看,拉铁摩尔私人政治顾问生涯的惨淡经历以及“边疆节略”的实际影响,反映了“学术研究”与“现实应用”之间的复杂关系。

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译注

《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条约,大约成文于公元前2400年,比著名的《银板条约》要早1000多年。该条约开创了古代近东国际条约的先例,对于古代近东国际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是我们研究埃卜拉文明以及埃卜拉学的重要文献史料。本文首先介绍《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的概况,包括条约的结构、内容。接着简要梳理《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的研究史,并介绍“阿巴尔萨”地名的译名由来。着重对《埃卜拉—阿巴尔萨条约》做译注,对译文中的术语进行解释和讨论,为学术界提供该条约的中译文资料。

浙江宁波咸菜文化探讨

宁波是一个沿海城市,宁波的饮食特征与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宁波人对于咸菜有着特殊的偏好,这不仅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也形成了独特的咸菜情结与咸菜文化,咸菜成为宁波饮食的重要代表.该文将介绍宁波人咸菜情结的形成与发展,并探究海洋对宁波人形成并传承咸菜情结的影响.

商鞅构建农战之国的理念及其影响--以《商君书》为中心讨论

商鞅为构建高度集权的农战之国,提出了一系列构建方式与手段,核心内容有官营、名利、官爵、愚民、弱民、去善等。其中官营、名利、官爵的中心思想是君王如何控制生存资源,并通过对生存资源的彻底控制来驱民耕战,为此要剥夺民除耕战之外的一切生存技能。愚民、弱民、去善的中心思想是君王要将民看作工具而不是人,作为君王工具的民,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有用,二是好使用。农战之民有用,而愚、穷、贱、弱、狠之民好使用。商鞅构建农战之国的方式与手段对我国历代政治经济的政策调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西汉经历了私有化→官有化→私有化→官有化的反复变革的历程,每次变革皆受到了商鞅的影响,而西汉仅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官私之变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

"张居正改革"的特征有三,即横征暴敛、承前启后、南辕北辙。横征暴敛是指其改革以严酷搜刮为能,以"增加财政"为旨归;承前启后是指其所有的改革皆是承袭明中期变革而来,其死后,其所有的核心改革依然被继承,到明末有发扬光大的趋势;南辕北辙是指其改革措施没有触及造成明代财政危机的核心体制,是典型的挖肉补疮式改革。前后对比张居正改革的效果,其"改革的辉煌"在于天时地利而不在于其改革措施。张居正因未从民生的角度来推进改革,其失败是必然的。

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论略——以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为个案

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其学术性突显,具体表现为:浓郁的学术传统为教育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文理渗透的课程设置有利于学术人才的培养、雄厚的师资为学术发展拓展了研究领域、教育刊物和教育社团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的学术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学科的近代化。

在“枢纽”与“限界”之间的边缘人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形象构建论说

民国时期,边地汉人在研究者的笔触之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象。吴文藻、陶云逵等较早地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提出的"边缘人"理论,并从宏大国家叙事着眼,阐释了边地汉人的"枢纽人"作用。不过,李安宅、梁钊韬、费孝通等基于微观"边地日常"的观察表明,作为"限界群"的边地汉人的图利动机及其行为有时对边疆建设来说是一个"问题"。两种相互矛盾的形象表述直接或间接地与罗伯特·帕克的"边缘人"理论发生对话,揭示了民国时期国内社会知识精英所持边疆社会改造方法论的分歧。回到历史现场,无论是"枢纽说"抑或"限界说",均表达了研究者对边地汉人的关怀和期待,同时亦反映了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交织下边地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复杂性。

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大量兴建的市镇基本上可分三类 :手工业市镇、商业市镇、交通市镇。市镇经济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市镇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生联系的媒介 ;市镇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乡村都市化进程 ;市镇经济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胚胎 ;市镇经济对传统的社会意识产生冲击。封建社会后期市镇的发展应该说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明代嘉万间盐课银收支与盐法体制变迁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盐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运司的盐课银收支为对象,分析明代盐法在嘉万间从开中法向纲盐法变革中缓慢而深刻的变迁过程。嘉靖、万历间,户部的盐课收入既有正盐银,也有余盐银,这说明"正盐纳粮输边,余盐纳银解部"的说法值得商榷。嘉万间,盐课银是户部银库最大宗收入,但并非明初以来制度规定的收入形态。其出现和拓展,表明盐法体制有着重大调整。这表现在:盐商中的边商向运司领取价银;州县代盐场缴纳灶课银;本来没有制度性盐利收入的皇帝,加入盐课银的分割行列。从国家白银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内商因为向户部银库缴纳了大量余盐银,比边商对财政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在开中法没落的情况下,户部将日益重视其和内商的关系,从而为万历末户部强制内商占窝的纲盐法改革埋下伏笔。

明清税关中间代理制度研究

明清时,许多税关设有保家、铺户等来"保收税银"或"保承钱粮",形成了法定的中间代纳制度,属经制关役。清顺治至乾隆时期,政府不断禁革保家、铺户等名色,推行"亲报亲填制度",试图建立税关与商人直接对应的交纳体制,但事与愿违,各关依然是由歇家、铺户、牙行等包揽。所谓歇家、铺户、牙行,在税关中,实际上皆是对兼营客店的中介经营组织的泛称,有其特殊含义。从过关商人视角去看,保家等中间组织在为商人提供住宿、兑换、贸易、运输、搬运、贮存等各类服务的同时,还代理商人办理过关手续并交纳关税;从管理税关的衙门视角来看,保家等中间组织具有代理税关开写报单、递报数目、丈量、稽查、估税、保收税银、总收各类费用等职能,甚至税关的公私费用皆取之于他们,是政府极为倚重的力量。可以说,明清时期这些中间组织成为了税关运转的中轴。

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

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地图上已经展示出香港部分地区,主要集中在大屿山岛和担杆列岛。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水文专家达尔林普尔等人利用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绘制出新的香港地图,首次展示出香港岛西部海岸以及部分岛屿。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买海军组织人力物力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与测绘,将中国船民的地理知识与西方先进测量技术和绘图理论相结合,不断改进地图中的缺失,体现了中西地理知识的融合。随着测绘成果的推广应用,英人认识到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由此将这里发展成为鸦片走私的巢穴,并成为蓄谋吞并的目标。

地保、原差与清代地方民事诉讼--以青田县陈氏、金氏等互控山林争产案为例

在清代地方民事讼案审理过程中,常常有各类地方群体(1)介入,这些介案群体多呈现出无序性与复杂性,仅《清嘉庆年间处州府青田县〈陈氏、金氏等互控山林争产案〉文卷抄白》这一案宗就厘定出了11类不同的介案群体。关键群体在清代地方民事诉讼中的介入方式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或横向、或纵向、或隐向,通过拓展、增强或委借司法权力的方式,进一步深化自身在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职能,继而干预地方司法权力。同时在各方激烈的权力角逐下,整个地方群体网络并未发生丝毫的错位,各群体之间以共享的方式整合地方司法权力资源,达到了多赢的局面。

白银财政分配视角下的晚明浙淮盐法变迁

通过对库价、京解与帑银这三大盐课银分配去向的分析,可发现以下四点:在明代财政体制从实物向白银货币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开中法的实施形态从在边纳粮、在司支盐演变为在边纳粮、在司支银;伴随在司纳银制的实施,晚明还出现了在部纳银的新规制;户部为了追求白银收入,加强了对盐商的管控,边商、纲纪商人和纲商的身份皆呈现出劳役性的特点;晚明两浙为保障盐课收入而强制商人登记以获取专卖权的纲纪制度,是明清盐法从官专卖向商专卖制转变的更早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