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释文斠补

《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整理了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900余件畲族文书,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文书中异体俗字众多,导致释文存在误释、未释、缺释等问题,影响了文本的整理质量和科学利用。本文撷取七例文字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校,求其确诂,以扫除语言文字障碍,恢复文书原貌,为学界提供精准的研究史料。

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培养模式——以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为例

认为构建教育硕士"一点二线三面"的培养模式,可以有效地克服目前教育硕士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点,即以在校期间知识与能力的有限发展为未来教学的无限发展奠定基础作为一个关键点;二线,即以理论框架建构与多层次教材建设作为教学发展双主线;三面,即以互动对话、适度自教、教育实践作为具体教学过程的三大操作立面。这一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育硕士培养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机制与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得益于其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儿童文学含纳的知识主要体现在“中国”、“儿童”与“文学”上。三者的知识意涵及权力关系衍生了新的文学框架。从发生学的机理看,现代概念向现代知识的转换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自主道路。对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界定是确立知识范畴、依据和方法的重要途径,这要求突破描述性概念的知识单面化,向着结构与系统的知识场域跃升。学科界分与跨学科构成了知识生产的完整序列,学科界分是跨学科的理论前提,跨学科又促发了新一轮关于学科界分的思考。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要遵循“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的逻辑,在文学史建制的基础上推动百年新文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五四时期白话与文言关系论

汉语构成在中国古代是白话与文言并存,文言是主体,白话是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但并不否定文言文,“废除”的不是文言文,而是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文言文在当时都不可能被禁止和弃用,也不应该被禁止和弃用。文言与白话在五四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地位变化:白话文最初是争合法地位,后来是争主体地位,维持主体地位;文言文最初是保主体地位,后来是争合法地位,保应用上的“一席之地”。五四时期语言“保守派”从来不否认白话文,他们只是反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激进派”从来不否定文言文,他们只是提倡在白话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语”,他们反对的是文言文的汉语主体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白话与文言都不是互相排斥、“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主次分明、相辅相成、并存竞争关系。

丝路文化与传统中国形象的建构

由概念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一词,既在内涵演变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同时又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国家名称;“丝绸之路”作为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贸易路线体系,是联系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因此,丝路文化既是传统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又是传统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现实主义思潮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化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中,理论预设与创作实践上的错位体现在“为艺术”还是“为现实”的歧异上。在历史化的动态发展语境里,现实主义作为艺术手法被理论家不断地阐释与更新,并逐渐生成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儿童文学思潮。从发生期融入人学体系的考量,到革命与抗战语境的思想牵引,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以建构和彰显。在新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方向性选择中,批判现实主义的复归助益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创构。新世纪儿童文学聚焦“中国式童年”,深植于现实的文化土壤,为规避堕入轻逸境地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方面贡献了文学的力量。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语言现状及其思考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高速发展、众“语”喧哗,在语言方面涌现出了许多值得探究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截至目前,新世纪文学语言研究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均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对新世纪文学语言进行把脉问诊并激浊扬清,加强新世纪文学语言的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推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语言的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助推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新世纪文学语言研究的应有之义。

从考古发掘到数字人文:百年西亚印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古代西亚的印章分为平印和滚印,平印产生较早,滚印是两河流域特有的印章形式,贯穿于两河文明发展始终,直到公元1世纪被平印所取代。自19世纪近东考古兴起,西亚印学研究已经历了百余年历史,从最初的印章图录出版,到对印章类型、材质、图像和铭文的专题研究,学者们逐渐探索出西亚印章学研究的独特范式。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西亚印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变革,数据库建设、文字与图像的数字分析、三维虚拟仿真技术以及跨学科研究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更新了印学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尤其是我国学者“大印学”概念的提出,在国际人文社会学界发出“中国印学声音”,为世界印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审视--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为中心

由自由主义文人徐志摩创作、邵洵美续作的小说《珰女士》以“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被捕、营救和牺牲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故事背景,并对丁玲、沈从文等文坛著名文人故事加以融入和演绎。这部小说体现出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人道主义层面的同情、意识形态维度的质疑及爱国主义立场下的理解。《珰女士》作为徐志摩创作的重要小说,不仅是全面认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亦是洞悉20世纪30年代文坛与文学思潮的重要窗口。《珰女士》的成书背景、故事影射及背后创作动机,反映出30年代自由派知识分子因启蒙话语的失落、政治身份的错位和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和生存焦虑。

日用类书“侑觞门”中曲牌的主要形态与文化功能--以《三台万用正宗》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民间书坊编刊的诸多综合性日用类书中一般都有“侑觞门”或“酒令门”,专门辑录各类时兴酒令,以供四民采择使用。其中全用曲牌和部分用曲牌的酒令占了很大比重。其主要形态可分为“《西厢记》类”“曲牌串合类”“曲牌与其他典籍结合类”及“曲牌与其他名物合意类”四种,其游戏规则包含“顶真”“贯串合意”两种。这些含有曲牌的酒令在泛化词曲艺术娱乐功能、拓宽曲学知识传播途径、印证戏曲文化在民间社会的生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用类书中的曲牌由专业知识转变为日用知识,为当代戏曲文献研究、戏曲传播研究带来诸多启迪。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与辨析

自1623年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主编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以来,学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戏剧类型“历史剧”以及当时历史剧的概念曾一度产生争议,说法不一。本文试图从戏剧题材、意图和主题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从题材来源上看,它们主要取材于历史素材,包括编年史、历史故事和神话史;就戏剧意图而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旨在借用历史来隐喻当时的政治,为君王提供政治教诲;就戏剧主题而言,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基本主题。

蒲松龄的文学遗产及其俄文翻译

今天,蒲松龄(1640-1715)的名字不仅为古代小说爱好者所熟知,而且可能绝对是中国所有人最熟知的--广泛流行的改编的小说、改编自他的小说的戏剧、电影和电视剧,有的尽管与原著相距甚远,但仍然在解说和广告上提到蒲松龄。大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多样性使得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同样,我们也很难跳出把蒲松龄与描述狐鬼文学题材之间联系起来的刻板印象。寻求更详细地了解作家的作品只是文学研究者中的一小部分,而对其作品深层意义的探究则在专家学者中更是凤毛麟角。最普遍的说法是,蒲松龄是利用过去时代的作品,特别是唐代的中篇小说(传奇)的传统,将古典题材与现代性联系起来,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讽刺手法融入其中。

恋爱的危机及其克服——论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恋爱书写

恋爱话题是沈从文早期小说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他笔下那些“怯汉子”无一不是恋爱中的失败者,恋爱的危机使他们时刻处于自卑的心理状态之中。可即便如此,这些男性人物在面对女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产生神经质式的心理波动,这反过来又加重了主人公的自卑,从而将恋爱的失败感扩大。但随着作者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此类描写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即主人公逐渐寻找到了克服恋爱危机的方式。对这一转变进行系统考察,对于解读沈从文早期小说而言,不失为一个别样的切入点。

体例、体式和体制:从《史通》《文史通义》的对话论早期史文之形态

《史通》《文史通义》围绕早期史文发生了学术史上的诸多对话,透视并接续二者对话中的思考,则可更深入把握早期史文之形态。首先,二书关于《尚书》之史体的论说,历来多误解为言说文体,廓清这一误读则可知史体与文体在《尚书》中呈现为“体—例”的组合形态。其次,二书关于言、事关系的思考,揭示了言、事构成的“文集”与“史书”之间的体式张力,而从文集向史书转换需实现“事之始末的完备”的史体层面的构造。再次,二书关于宗旨与文本体制关系的思考,表明作为价值系统的史义与作为历史规律的事理决定了史文的不同偏向,而二者张力下的体制异趋凸显了论说与叙事自融而未分到逐渐溢出的过程。

近代文书俗字札考

近代档案与契约文书中疑难俗字众多,多为历代字书所不载。文章在整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浙江畲族文书集成·文成卷》《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等资料的过程中撷取了“挑”■“妋”■等俗字,运用稽考古训、构件类推、类比例句、考求异文、体察语境等方法进行考证,并指出文字演变过程中造成的同形现象,厘清了字际关系和成因。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绘画艺术对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西方艺术理论以及文艺思潮的不断涌入,新的设计理念、艺术表现手法也随之渗透到了我国美术及书籍封面设计领域。通过考察“新艺术运动”、立体主义运动、未来主义画派、超现实主义画派以及构成主义运动等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不难发现这些艺术流派及其思想在本土文化的融合与转换下,为现代文学书籍封面设计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气息与时代特色。此外,随着我国绘画艺术与装帧艺术的发展,丰富多样的书籍封面图案逐渐与内容发生多重关联,体现出融合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审美特征。

浙江诗路文化创新的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

2018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提出以水系(古道)为纽带,建设江南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浙东唐诗之路、瓯江山水诗路等四条诗路。诗路文化汇聚了丰富的历代先贤智慧,展示了浙江诗意的生态画卷,体现了江南独特的地域风采,彰显出重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是“大花园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和进一步实施“文化浙江”战略的时代亮点。

“学院批评”与“作家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及其问题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路向”或者说“模式”,即“学院批评”和“作家批评”,两种批评各有其缺陷,表现为:“学院批评”过分地依赖理论从而导致批评与创作实际脱节;“作家批评”则欠缺理论从而导致批评的现象化而缺乏深度。这两种缺陷正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

从师范院校普通话测试看地方高校普通话培训与推广——以浙江师范大学和浙江省为例

师范院校担负着培养合格教师的任务,是国家推广普通话的首要阵地。高校普通话培训和测试是"推普"活动中重要的一环。根据师范院校近年来普通话测试情况分析,地方高校普通话的培训工作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继续加强:矫正发音习惯,攻克方音难点;提升学生识字水平,增强规范读音意识;强化语流音变训练,培养普通话语感;加强思维训练,明确努力方向。为了促进普通话测试和培训工作,地方高校应该积极推广宣传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