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刷单炒信触犯法律底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办理全国首例组织刷单炒信案纪实

2017年6月20日，经过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后，由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李某某非法经营案，法院当庭宣判，刷单组织者李某某通过创建平台、组织会员刷单炒信并从中牟利，共收取平台管理维护费、体验费及任务点销售收入至少30万元，另收取保证金共计50余万元，以非法经营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连同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92万元。至此，全国首例组织刷单炒信刑事案件宣判。

检察机关介入民事执行监督问题探析

民事执行权是实现生效裁判的一项重要权力,执行难一直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司法顽疾。如何对执行程序进行有效监督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介入民事执行监督面临诸多问题,必须认真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执行工作更加透明、高效。

数字网络空间儿童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源治理——以检例第141号为例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法治营商环境是儿童所需、群众所盼、公益所系。数字化产业不断发展并衍生出电信网络诈骗等“痼疾”。检察机关能动履职,一是立足“找病因”,以“望闻问切”诉源治理找出互联网企业合规制度失范的深层次病因。二是立足“治已病”,以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治理涉案企业,以行政公益诉讼强化网信部门监管职能。三是立足“治未病”,以事前达成合规意向、事中确定合规方案、事后形成长效监管,为企业合规提供法律指引,优化互联网企业的法治营商环境。

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推动网络暴力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为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2023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网络法治工作的意见》。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受到社会高度关注。2024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强调,要依法惩治网络犯罪,促进依法管网治网,净化网络空间。检察机关如何在网络暴力治理中发挥职能作用,依法高质效办理网络暴力案件,有效推动网络暴力治理?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践行“三种履职”推动“四大检察”融合发展

坚持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以下简称“三种履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对新征程上推动“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提出的明确要求。深入践行“三种履职”,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聚焦理念更新、机制创新、能力提升,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切实肩负起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职责使命。

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

现阶段工程建设领域业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涉案金额大,后果严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违法违规问题尤为突出。正确认识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招投标职务犯罪的根源,加强工程建设招投标环节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研究,是预防和遏制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有效措施。

刑事追赃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重构

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对善意取得是否能阻断刑事追赃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追赃依据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主要标志就是规范公权、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倡导私权,在立法的方向上,把善意取得制度纳入刑事追赃的规范体系是大势所趋。

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外来人口犯罪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外来人口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呈现数量大、形式多样性、突发性、团伙性等特征。外来人口犯罪的原因有流动性大、亚文化特征影响、管理不足、生活状况较差等特征。治理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口犯罪的对策包括营造良好的外来人口社会环境、适用同城待遇的刑事司法政策等。

边沁的刑罚目的论

从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两个角度对边沁的刑罚目的论展开论述;指出在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体系中,刑罚理论居于先导的、显著的位置,他对犯罪、刑罚和根治犯罪等问题都给予了全面的思考;边沁认为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不以犯罪人遭受痛苦为目的,而是为了使犯罪人通过刑罚惩处改过迁善,适应社会生活,不至将来再犯罪,同时规戒其他社会成员不要重蹈覆辙。

全球视野中的著作权刑法保护

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已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尤其是步入信息化时代后,保护著作权的重要意义更是得到了显现。我国近年来在著作权立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一方面加入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并承诺履行公约要求的义务;另一方面逐步完善了著作权的国内立法体系。但在如何打击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方面,尚有诸多地方有待改善。

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立法之完善——以美国立法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愈加重要。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及刑事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均有涉及,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了侵犯商业秘密罪,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借鉴美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分析我国立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修订建议,最后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防治进行了探讨。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在冲突与缺失中前行——论建立我国证据开示制度之背景障碍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控辩双方的平等,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已经十分必要,但《刑事诉讼法》与修改后的《律师法》的冲突明显存在,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建立的一大障碍,同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所需的配套制度、诉讼理念在我国的缺失也成为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建立的重要背景障碍。面对冲突和缺失,我们应当做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一致;健全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可预期的被告人认罪程序。

“两个证据规定”给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与对策

2010年6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新规定的出台都会有一个阵痛和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对检察机关的反贪侦查工作而言,"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这些影响,并即时构建相应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法定事由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婚姻法》禁止有关重型精神病人结婚,并将与有关重型精神病人的婚姻一概做无效化处理,此限制侵犯了精神病人及其配偶的婚姻自主权且与《民法通则》对民事行为的规定不一致。根据实践状况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与无效婚姻制度的不同,区分对待严重程度不同的精神病患者,将轻度重型精神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可以平衡婚姻自由与婚姻秩序两大价值并对精神病人的子女和财产权利加以保护,是十分合理的。

网络诽谤犯罪“自诉转公诉”的法理评析——以杭州诽谤案为视角

诽谤罪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转为公诉案件。网络诽谤犯罪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在网络空间肆意传播,已经从传统的线下模式逐渐发展为新型线上模式,当网络诽谤犯罪针对的是不特定的“陌生人”时,已经不仅只是侵犯被害人的人格权与名誉,而且给网络空间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和危害。当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情形时,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提起国家公诉,不仅维护被害人人格尊严,更捍卫社会公序良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诽谤行为提起公诉,可以解决自诉案件当事人取证困难的问题,强化对网络违法犯罪的治理,净化网络空间。

虚拟配资交易平台诈骗案件的办理思路及方法

对于犯罪分子未经许可开发运营虚拟股票配资平台,并扮演“荐股老师”诱导被害人反向操作、频繁交易,应根据是否诱导投资者产生错误的盈利预期、故意扩大投资者亏损风险,准确区分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检察机关应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全流程推进追赃挽损工作,有效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宽严相济等制度政策,将退赃退赔作为是否从宽及确定从宽幅度的重要条件,督促引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退赃退赔,破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赃挽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