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人大常委会编制立法规划的分析思考

立法规划是立法机关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立法研究、论证和预测的基础上，就一定时期的立法工作、立法任务所作的总体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91年开始编制立法规划，从第八届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在届初之年制定立法规划。2013年9月初，中共中央转发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对今后五年立法工作作出统筹安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落实措施。1993年省一级地方人大换届，北京、江苏等多个省份开始编制五年立法规划。

论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标准——以浙江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试行)》为例

宪法法律规定,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但其对不适当情形只做了笼统概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层面亦没有出台具体的审查细则。为科学、严谨地开展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2020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启动了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标准制定课题研究,同年年底出台了《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试行)》。本文主要从审查指引的制定意义、制定思路、具体标准等三个方面,将制定审查指引过程中对各种因素的考量予以阐释。

论业主委员会的原告地位——以《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和《物权法》为背景展开

国家相关立法对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理论上也时有争论。《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的原告地位,《物权法》草案第五稿删除了第四稿中关于业主委员会可以提起诉讼的规定,最终通过的《物权法》也仅规定了特定诉讼中业主委员会的被告地位,而没有规定其原告地位,这些立法动向使得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加趋于白热化。明确业主委员会的诉讼地位具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经业主大会授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的条件,且业主委员会诉讼能够避免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困惑,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地方立法的基本目标和对策建议——以浙江省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对地方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形势下,地方立法指导思想和重点要着力实现"四个转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创新地方立法理念;以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为宗旨,进一步突出立法工作重点;以尊重立法规律、遵循立法规则为准则,进一步坚持和完善立法工作原则;以推进创新、完善机制为途径,进一步增强地方立法工作的生机和活力。

地方立法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贡献——浙江省地方立法的实践和思考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地方性法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对法律、行政法规的细化和补充,

浙江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路径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对于建设“法治浙江”更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意义。本论文在对法治文化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首次提炼出浙江法治文化的基本特质:民主性、凝聚性、先发性、前列性和开放性,并阐析了培养法律信仰、确立法律至上,强化主体意识、厉行公权约束,弘扬程序正义、倡导理性文化,为浙江法治文化建设之基本路径。

健全人大主导立法体制机制研究

人大主导立法,也就是人大作为立法主体,对立法选项、立法过程、立法结果具有完全的实际的决定权。这本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规则。但在长期立法实践中,人大主导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落实。完善人大主导的立法体制机制,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完善立项机制、起草机制、调研机制、审议机制、表决机制,深化代表参与立法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立法机制,健全专家参与立法机制。同时要加强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能力建设,加强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和立法队伍建设。

修正与修订的界分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

一、修正与修订的概念 根据法律修改内容的多少，我国法律的修改采用两种不同的形式：修正和修订。如果法律修改的内容较少，仅涉及部分条款，通常采用修正的方式，可称之为部分修改。这种方式下，立法机关需要发布一个专门的立法性文件，具体列举修改的内容。该专门的立法性文件又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立法公开的规范化与实效化探讨

经过几十年的积极探索,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立法公开的制度。这些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随意性较大、实效性不够等问题。这是由于立法机关对立法公开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立法公开形式的针对性不强、立法公开工作责任制的缺失、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者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原因造成的。今后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予以完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动因下的修法:逻辑进路与理念重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因其对治理体系特别是法治体系的全面冲击,已成为引发法律修改的重要动因。风险社会背景下,因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业已成为社会系统治理的“常态”,探究该类特殊动因下修法实践的原理也就具有了立法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引上的一般性意义。犹如硬币之两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动因下的修法具有特定的条件优势,同时也存在可能的局限性。为此,修法过程应当恪守审慎立法、理性立法理念,严格剔除紧急治理价值判断和行动逻辑传导至修法过程中而造成的不当干扰,在确保对紧急治理需求有效回应之外,能够坚守法律系统在社会诸系统中稳定社会一般性预期的功能预设。

立良法,促善治,推动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飞跃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体系，首先就是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了立法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先行地位，并对新时期的立法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举措作了明确，其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立法工作，充分发挥好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指明了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必将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成法治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较大市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的思考

"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历史沿革,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确立三大阶段。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报批的较大市法规的批准方式有所不同。对报批法规的具体审查,绝不是简单对照条文的机械式审查,而要从六方面出发,予以综合考虑和研判。在审查批准报批的较大市法规时,省级人大常委会及其立法工作者应当充分尊重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实行分阶段不同审查标准原则,上下级之间相互尊重、理解,形成合力以提高立法质量。

论立法平等——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视角

平等是和谐社会之基,立法平等是平等的真谛,和谐社会呼唤立法平等。宪法平等权对立法具有拘束力,立法平等是贯彻实施宪法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立法平等尤其应当关注合理差别和反向歧视问题。

法律修改论证的结构、要素与路径优化

一、问题的提出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年立法统计数据来看,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法律修改逐步成为立法工作的重要内容[1],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这既是完善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今后一个时期立法工作的重要任务”[2]。法律修改已然成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形态。

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选题工作的思考

2011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立法工作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地方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如何改进和创新工作机制，

地方立法权限之再审视

从立法权限划分的角度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是中央统一领导和一定程度分权的,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地方立法权限的演变,经历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接着规范即权限实质缩小的发展轨迹,其中最主要的节点为:1949年、1954年和1978年,1996年以及2000年。十八大前后,中央对地方进行了放权,地方立法权限有了扩权的趋势。对于地方立法权限的把握,应当从宏观与实践层面出发,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促进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属性

我国大量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了大量的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的内容。由于该内容往往设置在"法律责任"部分,并与行政处罚揉杂在一起,理论上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将其认定为行政处罚、行政制裁或者行政法律责任,从而只看到了其行政性而忽略了其司法性。行政主体责令承担民事责任本质上就是行政主体以中间人的身份对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类似司法判决的裁决,具有民事性、中间性和司法性特征,应当属于行政裁决。它与责令改正及作为责令改正形式之一的责令赔偿国家损失也不相同。认定该种行为的行政裁决属性,有利于妥善处理行政权与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保障处理结果的公平和公正。

英国行政裁判所——新的开始

导言2007年的《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Tribunals,Courts and Enforcement Act 2007,以下或简称TCEA)第一编为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的首次重大改革提供了制定法框架。它代表着对裁判所制度检讨进程的顶点,这一检讨进程开始于2001年原常任上诉法官Andrew Leggatt爵士发表的裁判所审查报告。

立法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

地方立法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新阶段新任务新要求,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有关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加强创制性立法,完善工作机制,提升立法能力,着力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整体治理格局,为建设法治中国示范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提供立法支撑。

地方立法中如何科学规范行政机关的权力

浙江省在立法时十分重视科学合理规范行政权力问题。通过理论上的学习和探讨，对存在问题的分析研究，在规定行政机关行政权力时，特别注意坚持以下几条原则：1、法定依据。有上位规定的，一般不得增设行政权力，具体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权，严格依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上位法规定或确需增强行政权力的，必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以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为“度”，防止和避免对私权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