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营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出以温台、苏南和珠三角三大区域为代表的三种典型模式,这些模式沿着不同路径解放生产力,既重塑了区域经济形态,也变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名片。在比较分析中国民营经济三大模式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对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和建议。

浙江空间发展结构的回顾与展望

在简要回顾浙江以往空间发展结构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的发展背景和条件,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浙江“四圈三带两区”的空间发展结构设想,并就优化空间发展结构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取向——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和突破口的思考

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取向或目标应该是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城(市)镇体系,在全球化的产业和城市分工中获得持久的、最大的国际分工收益。

基于企业研究院视角的县域科技创新研究——以浙江新昌为例

从企业研究院的视角研究探讨了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的县域科技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表明,对于科技、人才、区位等都不具备优势的县域而言,集中全县资源推进企业研究院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研究院在沟通区内外科技研发资源、吸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实现与政府联动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通过其溢出和联动效应,可以实现县域科技创新发展。还以浙江新昌为例,对以企业研究院为核心的县域科技创新进行了实证研究。

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基于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农村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口流动对生育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意愿生育数减少和生育时间延迟都对生育水平起到降低作用。通过构建生育成本和效用函数分析得到,市场回报率升高和生育投入品价格上升使得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减少。我国农村人口主要流向经济更发达地区,流动期间市场收入增加、生活成本上升,会使得流动人口降低生育意愿、延迟生育时间,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农村流动人口的实际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都随着收入或居住所在地消费水平的增加而降低,表明农村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确实影响了生育水平。

浙江省水资源供需态势预测

本文以浙江省水资源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省域水资源条件及供给现状的基础上,对浙江省水资源供需情况进行了预测,并据此对浙江省水资源的供给能力和供求态势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与判断。

光伏发电技术及其关键原料发展风险研究

从未来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预期以及光伏发电技术大规模化应用的前景出发,针对当前技术不确定性以及市场风险较高的各种光伏技术路线,建立了一套系统性的评价体系来判断各自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和风险。基于经济性、环境友好性和供应风险(稀缺性)三个维度,采用10个具体指标定义各维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了具体技术及原料在体系中的位置分布,衡量了核心指标差异,计算了相关发展风险度的分布结果,并量化评价了研究对象的风险指标。根据研究结果,碲化镉技术在发展潜力上、晶硅技术在成熟度上分别具有优势,硅原料对光伏产业具有最好的适应性;未来,新型薄膜技术将在光伏市场占据更大的份额。

大都市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章首先论证了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基础上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已经进入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阶段,分析了动力机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推进大都市区有序发展的若干建议。

社会网络视角下劳动力流动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社会网络在劳动力组团式流动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从劳动力效用函数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网络对于组团式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采用"蛛网模型"研究了在社会网络的作用下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情况,结果发现:社会网络通过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主要表现为加快了劳动力的"异地流动",而减缓劳动力的"易地流动"。最后,通过微观数据和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统计得出,社会网络确实对劳动力流动以及组团式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于主体意识的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现有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侧重于在宏观层面探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往往难以揭示和反映两者间的作用机理、方式和途径。本文提出“城市行为者”的概念,认为城市化是城市行为者——居民、企业和政府空间行为的结果。而企业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行为主体,但政府对企业行为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依然很大。

嵌入高新区创新网络的企业研究院创新溢出研究——以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为例

企业研究院是企业的研发和创新中心,高新区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创新网络是高新园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从企业研究院角度出发,对企业研究院嵌入高新区后的创新网络结构溢出途径和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合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探讨了企业研究院在新昌高新区创新网络结构建设、创新溢出效应等方面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推动园区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改革需要学会妥协——关于改革的文化思考

当改革进入克难攻坚的关键时刻,我们强调理性的妥协精神,就是要在公平正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兼顾各社会群体的关切和利益。

辩证看待经济速度 着力促进投资回升

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增长回落的问题,着力防止经济出现大的下滑。要着重促进投资结构优化,保证投资总量的适度增长,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杭州构建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研究

加快构建和谐社会，是杭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意义的一项重大任务。本文旨在探讨建立切合杭州市情、有助于指导政府工作的和谐社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重点监测全市的和谐社会建设工作，供杭州市委、市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文件、考核干部绩效等工作的决策参考。

培育创意产业中心区 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意经济浪潮蔚然兴起,创意产业已成为国际产业发展新亮点和城市经济新形态。本文立足浙江省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意义和现实基础,对如何通过培育创意产业中心区(CICD——Creativity Industry Central District),辐射带动全省创意产业发展进行探讨。

逐日盯市风险下的成堆套期保值模型

逐日盯市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引发套期保值的期货合约被平仓,从而大大降低套期保值的有效性。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逐日盯市风险下的成堆套期保值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辅助模型和模型的等价转换,将该模型转化成可分的模型;最后,采用动态规划方法,给出了该模型的解析解。

集中有限财力,防滑与促转并重

在国家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短期不会改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集中有限财力进行反方向调节,是应对经济下滑。

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发展对浙江的启示

都市圈建设一直是我国优化城镇空间布局的重要形态之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京津冀都市圈由于空间关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形成了一个有密切关系的经济统一体。随着京津冀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区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版图中的重要战略板块。为此。

呼唤更多的中间组织——汶川地震感悟之一

汶川地震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反应速度、对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和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前所未有：个人、企业的团结互助和无私援助，前所未有；而各类中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也是前所未有。加拿大《环球邮报》5月17日报道“在这个民间慈善或社区行动传统不很彰显的国家，四川地震催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声势浩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一些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

大国开放路径及影响研究——兼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对空间经济绩效的影响

本文首次在二重开放背景下构建新经济地理动态框架,并据此分析不同的开放政策对产业集聚、经济增长和国内外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内开放有利于产业向本国集聚、促进增长并缩小区域差距,同时外国居民也可以通过分享本国增长而受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依赖于母国规模和国际国内一体化程度呈现不同变化,总的来说,对外开放在全球化早期有利于国内外居民福利共同提升,但若本国对内开放没有相应提升,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则有可能使国内外居民都蒙受损失,此外小国若能利用好全球化的机遇,则可以实现比大国更多的福利提升。从我国区域发展实践来看,依托长江经济带,加快国内市场整合不仅是打造新的增长极的重大举措,也是深入实施以"一带一路"为统领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