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突破与利益均衡——农村土地使用权“两分两换”制度路径探索

去年以来,嘉兴市委、市政府开展"两分两换"这一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试点近一年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置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破解土地及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的制约及多方利益冲突的均衡化问题。本文通过专题调研,在进行实地座谈和考察的基础上,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问题、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提出见解,期望通过对"两分两换"制度的研究与总结,为沿海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探索实践机制。

“枫桥式检察室”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与路径优化——以J市“枫桥式检察室”建设为样本

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背景下,“枫桥式检察室”建设融入基层治理是形势使然、发展所需和职责所在。以嵌入式治理为思维框架,“枫桥式检察室”通过理念嵌入、职能嵌入、资源嵌入助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构建基层治理中的法律监督逻辑。具体是以“五类职能+特色职能”为模式,通过“以案引治、修复利治、协同共治、建议助治、引导自治”的综合型治理与“特色促治”的专业型治理予以嵌入。在路径优化方面,“枫桥式检察室”要以顺畅的内部规范和协同制度融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自治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服务人民群众、党委政府法治决策的能力,展现法律监督同步性效能;深化数字检察,完善类案治理,精准做好群众矛盾纠纷“解压阀”“缓冲器”;加强组织保障,通过改进绩效评价、加强队伍建设等方式,持续夯实工作基础。

论“红船精神”与新时代检察理念的契合

"红船精神"是高度概括的建党理论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建党百年的背景下,将作为革命精神之源的"红船精神"与新时代检察理念契合作为研究对象,对传承"红船精神"的科学内涵,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契合表现在三个向度:一是检察政治定位意识的"奉献性";二是检察工作产品观念的"奋斗性";三是检察业务系统思维的"创新性"。

假冒司法掮客类诈骗案件中涉案财物处置问题检视

假冒司法掮客类诈骗案件中涉案财物处置方式不一严重损害司法权威。通过对92件生效案例及背后裁判规则的实证研究发现价值层面、规范层面及实践层面的诸多因素导致问题产生。规范该类案件中涉案财物处置应当将其作为犯罪所用之物予以没收,在裁判主文中加以释法说理,并严格落实类案检索规定等确保类案同处。长远的角度,应建立刑事涉案财物的先予执行制度,构建独立的对物之诉。

杀人后误以为死亡而放火毁尸该定何罪

一、基本案情2018年8月29日14时许,杨某经他人微信介绍联系后,至吴某(女,殁年34周岁)租住的某小区楼房的801室嫖娼。杨某支付400元嫖资,与吴某发生性关系。后两人发生言语冲突,杨某为发泄心中郁结,欲杀死吴某,于是其采用双手扼颈等手段致吴某昏迷倒地。杨某以为吴某已死亡,为掩盖其犯罪行为,点火引燃盖在吴某身上的被子、衣物等,并将房门关上,于14时30分左右逃离现场。14时50分左右,他人发现起火并报警,消防部门赶至现场,将火扑灭后发现吴某仰面躺床边,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吴某系生前遭扼颈致机械性窒息合并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大数据赋能刑事监督立案线索发现的实践路径

在社会转型、犯罪产业化趋势的背景和检察大数据战略变革要求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监督立案也应强调大数据赋能线索发现。大数据技术与刑事监督立案能够耦合,且实践中已经出现数据挖掘、数据比对和犯罪画像等模型的典型运用和在民事、行政监督事项中发现监督立案线索的非典型运用两种类型。在智慧司法时代,监督立案是对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制约,移送犯罪线索是在分工负责基础上互相配合打击犯罪的需要,应按照“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标准对大数据赋能监督立案线索分别处理,坚持常态机制的基础作用、发挥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效能,促进个案办理到类案治理的模式转变。

特定的反担保数额认定的思考——以空白《承诺书》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对于反担保人就承担反担保责任具体数额的认定存在分歧。无限授权说将反担保人签订空白《承诺书》的行为视为无限授权,从而支持担保人的全部追偿请求。就低认定说更多的尊重反担保人意思,就低认定部分反担保人自认的金额。考量空白《承诺书》出现的原因、性质及合同成立要件等情况,从反担保制度本身具有的价值,市场交易主体风险分担等因素出发,在反担保关系当事人之间无法提供足够证据证实反担保数额的真实意思表示时,应当就低认定反担保人承担的反担保数额。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应用场景的建构与优化

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可以通过客观的数据,实现社会危险性审查判断从抽象向具体转变,有利于检察官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嘉兴市检察机关建设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应用场景通过打造量化评估模型、构建动态监督体系、深化检警合作机制,为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实践提供了有益经验。但相关实践中仍存在模型科学性不足、证据收集不充分、结果缺乏说理等问题。为完善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工作,应当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模型,重视社会危险性相关证据的收集,强调检察官在评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同时推动评估结果应用场景的拓展与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