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研究

我国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提出有其社会现实性,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而言,我国检察机关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监督者、清正廉明的法律执行者和以人为本的法律服务者。鉴于这一角色界定,我国检察机关应在案件质量评查、刑检部门及其他部门检察职能规范化建设等几方面着手进行机制体制创新研究,以切实回应社会需要。

社会管理创新中检察机关的对外职能建设

检察机关是社会管理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其在承担犯罪防治的角色过程中,应从社会治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以及对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的打击等几方面入手,同时重点做好量刑建议制度和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设,即:在量刑建议中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而在检察环节推行有限的刑事和解时应重视犯罪客体的决定性价值。

论贪污贿赂犯罪相关问题的修改及完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

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对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规定的修正是在中共强调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背景下对刑法相关内容的一次重大修正,不仅将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法定刑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还增加了贪污受贿犯罪从宽处罚的相关规定,同时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将更加严格化。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反思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历经二十余年的坎坷,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又提出要"明确对民事执行工作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一方面得不到立法者的支持,另一方面检察院又想有所作为,那么只能在困境中反思,在反思中寻求突围的路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最大的障碍不是法院的存心阻挠,而是检察院自身。如果不从根源上铲除障碍,制度入法的美好愿望恐怕难以实现。

论民行检察的可持续发展

民行检察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制度,虽然有很多障碍制约着它的可持续发展,但如果对之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造和完善,笔者相信它必将获得良好的发展。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刑法观——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为视角

在风险与发展并存的现代社会里,传统刑法观在应对一些新兴领域的刑事犯罪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治国方略要求创新传统刑法观以适应社会新形势,于是代表现代刑法观的市民刑法、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在我国刑事法领域崭露头角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刑法观与传统刑法观相碰撞而产生的激烈的批判和反批判。从此,我国刑法观便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刑法观的不稳定性会导致立法与司法上的诸多弊病,所以构建起以传统刑法观为基准,兼以民生刑法观为导向,以风险刑法观为补充,以敌人刑法观为例外的三级层次的三元化刑法理念非常必要。

裁判客观性与转型中国法治的契合

维护裁判客观性是站在司法的克制立场上说的,这与转型中国的法治具有相当程度的默契。维护裁判的客观性,就是在微观层面巩固法治;捍卫裁判客观性,不仅是在维护法治的形式价值,更是在体现法治的实体价值。裁判客观性是自治型法治的题中之义,形式主义理性建构起来的法治就需要司法裁判的客观性来维持。在形式法治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超前追求实质法治,可能带来法治的倒退。在转型中国语境之下,裁判客观性具有巨大的法治意义。

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路径探究——以法律程序为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直面的问题,依据法律规则解决利益纠纷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然而涉法涉诉信访救济功能的扩张和异化、司法救济功能弱化以及公民法治意识的缺失,使得涉法涉诉信访愈演愈烈,涉法涉诉信访功能的扩张对法治的推行造成不良的负面影响。通过法治方式所构建的规范、精密的法律程序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利益表达的通畅,维护利益分配的公正,克服利益保护不力的弊端,从而有效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中所涵盖的利益纠纷问题。

自然法的堕落──德意志第三帝国法律思想探秘

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法律思想表面上呈现出十分强烈的反自然法特征,但就其实质而言,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又不可避免地利用并发挥了自然法的一些特性,对此可称之为"自然法的堕落"。自然法的堕落有其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这当然也与第三帝国法律思想渊源有关,尤其是自然法的某些本质特征与第三帝国时期的主要社会意识形态的交替作用,最终导致了自然法在德国世俗社会的堕落,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这一时期德国立法指导思想及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乃是十分激进与变态的,它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虚假诉讼案件的查处与防范

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文章重点剖析了此类案件查处无力的原因,并提出完善立法,建立健全法院案件管理机制,加强思想道德宣传和教育这样查、处、防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治策略。

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法律监督

新刑诉法第73至77条首次引入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但在司法实务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漏洞颇多,检察机关如果不能依法全面行使法律规定的监督权,脱管漏管、变相羁押现象难免时有发生。因此,检察机关必须依法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充分运用各种方式,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监督。同时应赋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人控告申诉的诉讼权利和确立错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以保障被采取强制措施人的救济权力。

论民行侦查权的合理运用

民行侦查权几经起落,最终还是回归。各地检察院民行部门近几年运用该权力查办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成果寥寥。是法院公正无私?还是检察院查处无力?如是前者,为何民间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执行潜规则大行于世?看来原因在于后者。没有侦查权的有效行使,注定了民行检察的积贫积弱和抗诉效果的差强人意。检察机关应当重新认识和处理法检关系;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和意识;实行科学的职务犯罪办案模式;重点查处执行人员的职务犯罪。

二审和解撤诉後当事人反悔，一审法院的判决书能否强制执行

民事二审和解撤诉之後，一方当事人反悔，另一方当事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判决？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意见》对此问题并没有规定，实践中法院、当事人、检察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五花八门。笔者以为：一审法院判决效力的认定是解决该类争议的关键。对此，笔者首先厘清了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的区别，然後又从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角度层层推进，最後得出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反悔後执行一审判决，此时的一审判决才是有效的，其他情况均为无效。

未遂与其他相关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之辨析

在对未遂形态的判断上,对"着手"的认定成为区分未遂与预备的关键,但一切有关"着手"的认定均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在既遂和未遂形态的区分上,以"犯罪人所追求的、受法律制约的危害后果"是否发生为判断标准的观点是可取的;在对待未遂与中止的区分问题上,应着重考察行为人意志转变的自愿程度有多大,并兼顾罪质与案情。总之,在对未遂犯判断标准的把握上,应分别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之追诉程序探讨

司法实践中几乎每个基层法院都会遇到当事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一困境,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面临的一个难题。本文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诉程序的现行规定入手,论述了当前拒执罪追诉程序中存在的启动难、标准难以确定以及法院地位尴尬等问题,最后提出应以强制执行权理论为指导,引入和启动自诉补救程序,提高《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执行力,使绝大部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受到刑事评价。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缺陷及重新定位

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高标准的证据标准,本文从现行证明标准过于追求客观真实、起诉标准等同于定罪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存在的缺陷,进而从证据的主观、客观及诉讼预测角度,提出了重新定位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思考。

法定刑设置之比较性研究

在法定刑设置时，不仅需要在同一犯罪申寻求罪行均衡的平衡点，更要从刑法体系的整体考虑中对不同犯罪进行横向比较，从而达到最佳的立法效果。中国刑法中至少有两处法定刑设置不平衡。本文经过比较分析之後，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对今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检察机关对民事二审和解撤诉案件的监督盲区

一、撤回起诉和撤回上诉的厘定有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确定二审和解撤诉中的“诉”究竟是什么诉？是“撤回上诉”还是“撤回起诉”？不同的答案会导致一审判决效力的迥异。也有人认为，撤回上诉，一审判决生效；撤回起诉，一审判决不生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司法考试辅导教材中，作者写道。在二审中。因和解而撤诉，撤回的是起诉。而不是上诉。由此看来，好像要非得区分“撤回上诉”或“撤回起诉”才能认定二审和解撤诉一审判决的效力。

公诉人出庭简易程序的困境及应对

修改后刑诉法就简易程序的规定使公诉人的工作量大增,"集中办案"模式有利于缓解公诉人办案压力,当然也有一些弊端。检察院应实行"集中开庭轮岗制"、"集中讨论制"、"简化出庭工作模式"等工作机制,同时做好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工作以及与律师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法院则可考虑对派出法庭增设受理刑事简易程序案件之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