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城非乡”:“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的演进逻辑——基于浙江省H市宋村的考察

"村改居"是国家主导而急速城市化的"中国式道路",而"村改居"社区因"村改居"的非彻底性呈现"非城非乡"的实践状态。"非城非乡"的社区实践,蕴含结构性表征与建构性过程两个方面。作为问题表征的"非城非乡",呈现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等矛盾性元素的混合特征;作为问题生成机理的"非城非乡",是一个蕴含"承村而非城"、由村"改"居以及"似居而非乡"三种问题根源的多层次系统。"非城非乡"的实践状态,既导致村改居社区问题无法根除,也为社区治理转型留下了机会空间。

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对浙江长兴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公共设施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中,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政府的重要性不应否定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本文以浙江长兴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为考察对象,分析政府在公共设施建设中的作用与局限,并指出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对于更为有效的公共设施建设是必要的。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非营利组织的角色——基于北京、浙江两地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当今世界,推动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多元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北京和浙江近2000家非营利组织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项目在逐年增长,非营利组织也逐渐展现自身的公共服务优势,但同时也表现出起步阶段的非制度化特征。未来发展需要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为非营利组织更好参与公共服务购买提供政策空间。

嵌入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基于浙江省H市S社区的理性审视

与既有研究偏重考察居委会行动的策略性不同,嵌入式治理聚焦于居委会的结构性位置,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借助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对H市S社区居委会治理和事务压力的组织化解逻辑加以分析。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两种权力和事务压力塑造下的社区居委会,借助嵌入社区压力场与社区关系网双重"节点"位置,通过"资源汲取-压力转移-事务分解"的"接力-借力"机制,对社区事务治理压力加以分解和转嫁的同时,从不同主体汲取所需资源来治理社区事务和化解压力。社区居委会的"嵌入式治理"实践,既再生产现有社区治理网络和权力关系,也阻隔了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代转型。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以区域间对比为视角

通过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系数的测算发现,我国区域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特征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意识、制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条例或行动框架、明确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责、继续增加对基本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创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形式等是实现我国当前区域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和必然的战略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导火索"并推动其恶性化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阻碍事件有效解决的"绊脚石"。当前,汹涌的民意表达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迅捷多变复杂的网络对政府引导与管控提出了多方挑战。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战。最后,从战略认识、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完善官员问责制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探析——一种从个体理性到公共理性的演进逻辑

文化和道德多元主义是民主社会一个永久的文化特征,亦正成为我国社会一个显著特征。在理性多元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达成共识,是应对转型期阶层分化、利益分化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而这必须通过公共论坛的有序表达、参与和论辩,实现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转化,然后固化为公共文化模式,使之成为持续的行为模式。核心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凝聚核心价值体系和共识,达成公共精神。本文从罗尔斯公共理性的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公共理性的逻辑演进过程,并探讨了公共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希冀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走向“回应-赋权”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方政府的角色演进

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理解地方政府的重要样本。浙江地方政府在发展中既遵循一般的地方政府理论解释,也展现出了独有的气质特征。与一般性理论认知不同的是,浙江政府在发展中逐步呈现＂回应-赋权＂型政府的特征：政府的行为逻辑表现出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特征,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回应社会的主动性。政府主动向下级政府、向市场与社会赋权,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地方政府运行机制和职权结构。

慈孝文化的现代困境与实践转型:浙江“慈孝仙居”的经验表达

父慈子孝是维系传统农业社会"家国同构"型社会结构的道德力量,基于家庭伦理的道德维系力和社会关联性使其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和秩序均衡功能面向。伴随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慈孝风尚呈现存在基础逐渐丧失、伦理价值面临失范风险与慈孝功能发挥的多元替代等现代困境。浙江仙居县以制度化方式推动的慈孝风尚建设和传统慈孝伦理的现代改造,不仅重新唤起慈孝文化的乡土意蕴,而且带来家庭和谐关系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慈孝仙居"的地方化实践,不但有力实现了慈孝风尚的现代转型,而且为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格局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地方经验。

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浙江“省管县”改革的演进逻辑

从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到率先推进"强县扩权"改革,再到目前的"扩权强县",浙江渐进式的"省管县"改革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内生演进逻辑。全面实施"扩权强县"改革,预示着浙江"省管县"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即将实现体制性突破的重要阶段。为此,浙江应当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为契机,围绕"市县分治",积极推进"扩权强县"和都市化战略,争取在"省管县"体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构建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系:模式选择与改革路径

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公共服务挑战,为此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本文从世界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和选择模式出发,分析中国公共服务体系中的政府、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角色与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走向政府、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相互补充与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框架的改革路径。

乡村衰败与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性思考

就城乡发展格局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历程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对于乡村社会是把双刃剑,城市周边的乡村因为城市化扩张而逐渐成为城区的一部分,而大多数的郊区和边远乡村则面临衰败的境地。近年来,浙江省通过探索新型的政社互动形式、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寻求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重新整合,在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构乡村社会的治理资源,以回应乡村衰败问题。这种回应性探索也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未来乡村走向善治的路径:在顺应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有机整合政府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并探索城市与乡村的多元对接机制,使衰败和边缘化的乡村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理之路。

浙江反思县域经济的背后

浙江近年增长速度放缓,实质在于长期县域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下,缺少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因为撤县设区而消失的浙江经济强县已有多个,且不少还在酝酿中。浙江最近"消失"的一个百强县是富阳,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县级富阳市,设立杭州市富阳区。浙江素来以"强县经济"和"

危机管理：我国政府现阶段面临的紧迫问题

'非典'疫情突然袭击了我国大部分省份,煤矿瓦斯爆炸接二连三,'法轮功'邪教仍在残害百姓,个体恐怖犯罪严重威胁中国社会安全,全球恐怖袭击事件此起彼伏……人们越来越感到,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竟如此之不安全。人们越来越发现,在信息化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许多意想不到的危机不期而至。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高度重视,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危机管理,这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一、危机管理是政府的当然职能按照国际社会的一般看法,危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突然发生、严重危及社会秩序。

社会组织发展与公共服务的混合竞争

一、社会组织崛起与治理＂新范式＂的来临二战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建设的推进,各国政府都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管理和服务压力,由此政府开始思考变革之道。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各种理论和实践都转向寻求政府之外的力量帮助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问题,尤其是70年代以后,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到美国的里根政府,西方政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运动,政府开始大量借鉴企业管理的思维改革政府,并大规模推动公共服务的市场化。

浙江地方党委执政的成绩、特点与经验梳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地方党委执政成效显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简要分析了地方党委执政的成就,认为从"理性无为"到积极主动创新;顺势而为,渐进改革,打造有效政府;从封闭、僵化、单一到开放、灵活、多元的现代型政府治理转变是其突出特点。而始终坚持宗旨意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在坚持经济社会自主发展之际,大力推进创新的制度化、规范化;坚持渐进性、有序性原则,积极探索理性化、制度化的有效扩展路径;坚持政府、社会、公民的良性互动,全力打造现代治理型政府等则是其中的典型经验。

“沉默的螺旋”效应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

"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了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很大挑战,网络社会甚至出现了"反沉默的螺旋"现象。但现实社会中的仇腐仇官现象以及网络环境所形成的类似意见气候,集中体现为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以及群体极化,导致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仍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亦给各级政府妥善应对此类事件带来了很大挑战。唯有强化源头治理、规范网络行为、重塑网络意见环境,并建构起立体多元的媒体传播渠道与受众整合机制,巧用各种传播技巧,各级政府才能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使"沉默的螺旋"成为积极、开放的"螺旋"。

社会视野下群体性事件冲突的内在机理及其应用——基于孟连事件的反思

由于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网络的排挤,导致部分社会公民权利与应得被强势团体排挤,进而导致其基本权益被剥夺,自然而然的产生愤恨。而愤恨累积到一定程度势必导致被排挤者的抗争,进而影响社会的基本稳定。本文主要研究社会排挤与社会冲突产生的内在联系,并结合08年云南孟连恶性群体性事件,以此为反思的纬度,揭示当前威胁社会稳定和谐的基本因素以及消弭这些冲突与矛盾的基本对策,以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制度执行力的产生途径

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以静态管控社会为目的,而是以制度执行力为追求,继而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具体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既是社会治理运作的基本要件,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必要担保,更是基层制度执行力的生成基础;而希冀中的"执行力"可源自党政意志与人民福祉高度统一、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公共政策执行过程。

合作的解释:对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的理论解释与反思

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合作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已有的理论对二者合作的解释都是似是而非的。本文通过对三个最主要的与合作问题相关的中观理论:失灵论、公共物品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进行分析,反思这些理论在合作解释上各自的缺陷,并提出一个理解二者合作关系的解释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