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嬗变——基于浙江省地方治理实践的分析

地方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地方治理体系发生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变化。本文基于浙江地方治理实践,概述了浙江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嬗变的基本趋势: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层级扁平化、治理体系网络化、治理过程公开化、治理行为法治化、治理方式科学化和治理技术现代化,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嬗变的进程,揭示其中内含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政府与市场互动、官员与民众互动、上层与基层互动、制度与技术互动的逻辑。

民营经济成长与社会自由空间的扩展——基于浙江经验的学术判断

民营经济是一种自发的草根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原生形态。民营经济的成长、发展离不开一定形式的社会自由空间。本文基于浙江经验,论述民营经济成长发展所需社会自由空间的结构,讨论社会自由空间扩展的基本路径,并且试图揭示出支持和促进社会自由空间扩展的动力因素。

浙江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完善乡村治理法治化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浙江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持续的法治乡村建设推进过程中,浙江涌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先进乡村法治典型,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之路。

习近平“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要义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围绕推进“法治浙江”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理论要义可由理论内涵、核心理念、发展战略、实践关系、政治要求、未来愿景等理论层次和民主法治论、法治为民论、四位一体论、法治社会论、系统工程论、基层基础论、统筹兼顾论、党的领导论、法治能力论和法治文化论等核心观点加以阐释和把握。习近平“法治浙江”建设重要论述是地方法治建设中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紧密结合地区实际的成功范例,不仅为新世纪以来浙江法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行动指南,而且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先行实践探索和思想理论渊源。

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中国政治伦理精神的嬗变

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政治伦理的两种类型。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生活践行的是意图伦理。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治生活的意图伦理及其消极影响,简约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责任政治的成功实践和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并分析了促发中国政治伦理精神嬗变的诱致性因素。

改革、治理与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初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建构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上的理论自觉与主体性坚持。习近平关于法治的论述通过重新梳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引入"治理现代化"的全新理念,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重要性,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法治的战略地位、全局意义、发展思路的认识。

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问题

从“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到“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体现了我国政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法律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法治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发展特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当以法治与政治的统一性原理建构其理论基础。要以政治性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其规范内容上体现先进性、规范目的上聚焦领导力、规范渊源上关照实践面。同时,更要以法治性补强以往党的制度建设的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其概念的可通用性、体系的可衔接性、执行的可协同性。

论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

网络舆情已成为重要的民意表达形式。它对司法的影响在国内已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案件。正确认识、应对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可以使网络舆情推动司法民主化、维护司法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选择与优化——基于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式的反思

出于对互联网特质、互联网影响力等因素的考量,互联网初创者和美国政府选择以ICANN为载体进行以多利益相关方为核心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试验,对传统主权模式中的主体资格、运行规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但这一制度试验存在合法性缺失、虚假的代表性、片面的开放性等不足,不能够成为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同时,网络的各项特质与主权也并不冲突,只有主权模式才能够真正保障并实现网络权利,并为网络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提供更好的环境。但传统主权模式也需要谋求在主体、监督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真正促成"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最大地利用和提升由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红利。

法律地理学论纲

法律地理学不是“陡然出世”的研究领域。其沿着关联性脉络与辩证性脉络发展,核心是研究“人—法律—地”的学问。法律地理学有着反思空间排斥现象的制度原因、阐释“城市与乡村”“省域与市域、县域”等具体空间的规范性意涵、深化地方法治建设等功能。法律地理学的关键范畴是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尺度、身份和边界,研究方法主要是“行为—结构”分析与“双重想象”。

也论罪过形式的确定--刑法第15条第2款“法律有规定”的含义

关于罪过形式的确定,虽然有刑法第15条第2款"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但是,理论界并没有完全将其贯彻到刑法的解释中。张明楷教授主张,所谓的"法律有规定",指的是文理有规定。在确定罪过形式的时候,必须以文理规定为前提,尊重人权主义的原理、责任主义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种观点有不当之处,应该结合法益保护和明文规定的标准,同时考虑司法解释和理论的习惯做法,合理地确定罪过形式。

法律文本中责任条款的设置规则论析

法律责任是指在逻辑上相互衔接的法律关系组成、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对象承担的社会责难,而法律责任条款是指在法律文本中表达法律责任内容的条款。法律责任条款的设置规则是在设置理念的统领下,在设置原则的基础上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具体规则。法律责任条款的科学设置需要有效的规则指引,在确定责任条款设置依据的基础上,责任条款设置的规则主要包括责任条款表述的科学性,责任条款内容的准确性,责任条款逻辑的合理性,责任条款语言的规范性等。

论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配套制度

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终端反腐的重要手段,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一系列的配套辅助制度。我国已有的一些配套制度为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提供了基础,但现行的有关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与配套制度并不协调。公务员财产申报配套法律制度要以宪法确立的监督权为指针,涵盖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多方面的制度。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一部百年党史也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社会革命主题和自我革命主线,不断探索和推进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管党治党制度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有力的政治保障。

“整体智治”理念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宁海样本——基于宁海县“审批法庭”创新机制的观察与思考

现代政府秉持的是"整体政府"+"数字化的智慧治理"相结合的新型管理理念,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进入了新阶段,我们要按照"整体智治"的理念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尤其是如何聚焦审批协同,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部门化服务统集成为"一站式"服务,实现职能部门之间协同高效地运作成为重要课题。随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全方位深入展开,"最多跑一次"改革也出现了一些新堵点,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新举措。其中,宁海县的"审批法庭"创新机制,尝试将司法模式植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模拟司法庭审的形式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前置条件进行全面审查,坚持信息化完善跟进、标准化流程再造和法治化清理,这一地方法治的创新型举措具备了首创性、引领性和示范性。同时,对宁海县的"审批法庭"机制进行延展性思考,规避相关机制性欠缺,可以促进不同省市和县域之间对"最多跑一次"改革地域性、阶段性成果的协作协同和共享共认。

为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设定“杭州标准”

为诸如水质、空气质量、植被绿化、劳动环境等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领域设定＂杭州标准＂。近期,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项目推进为抓手,以优化服务为保障＂,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各项举措,圆满完成各项年度工作。其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法治的作用,通过优化法治环境。

环境“胜”:自由、规则与繁荣

一、浙江发展的深层秘密是自由。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在改革开放之前,浙江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边疆地带,由于海防、对台斗争等原因而很少得到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

访美杂感

自10月11日，浙江省人事厅组团就美国公共管理问题进行了为期20天的培训考察。考察团走访了美国的一些市镇政府、社区活动中心和大学，广泛听取了当地人士的介绍，对美国的公共管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移步换景，感慨良多。草书成文，与读者诸君共享。

民法典草案的争议与定位

至绿色民法典草案问世止 ,我国已有五部民法典草案。争议之大 ,史无前例。主要焦点集中在采取“编纂”模式还是“汇编”模式、债法总则编的存废予否、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知识产权应否纳入民法典、物权法中所有权如何分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是否纳入民法典之六大争论。而立足民法的权利本位思想 ,解析争议 ,有助于各方达成基本的共识 ,促成民法典的正式颁行。

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民间调解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民间调解主体主要包括村干部、乡镇法律服务所、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宗族以及经济能人等。这些民间调解主体不仅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而且还将面临着继续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