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并行的行刑方式,只有根据客观实际结合理论,具有前瞻性地对检察监督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从而降低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提高社区整合治理工作,才能增强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才能有利于进一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要求。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之理论及实践问题分析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操作规范。侦查取证过程中普遍存在笔录缺乏客观性、全面性的问题,侦查笔录抗辩性不强、取证不及时,勘验重点不突出、勘验不及时、侦查活动关注民生不够等一系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事公诉的效果。增强检警合作,提高诉讼效率,规范取证行为,完善证据形式,对检警配合完成控诉犯罪任务至关重要。

从权力运作看职务犯罪预防的困境与出路

如何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研究的热点。适度扩大职务犯罪预防权力的范围,对强化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有一定的功效,但在完善职务犯罪预防职能性权力的同时,还应注重对职务犯罪预防的运行机制的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运行机制所要研究的是,按照法律监督权要求,从权力运作的内在规律,分析目前职务犯罪预防权行使存在的瓶颈问题,以动态视角对预防工作的依据、效力、保障及内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完善。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法适用缓刑的罪犯能够构成累犯

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之规定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司法实践中,对于依法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罪犯,是否能够构成累犯。

侦查活动监督权的现实困境及重构建议

强化侦查活动的监督权,是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基本途径。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活动监督权的立法不完善、措施乏力等原因,导致监督效果不佳。建议以后的检察权改革要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违法行为更多的调查处分权和审批权,逐步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模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变更中的运用——以行为、人格二元考量机制为基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变更领域的运用,有利于鼓励罪犯积极改造,真正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本文在行为和人格考量二元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刑罚执行变更不但要考虑犯罪行为、被羁押期间的行为表现,而且还要考虑其犯罪危险人格是否已经被矫正,针对性地宽严相济,才能综合、全面地权衡刑罚执行变更对罪犯的积极作用,体现人本主义的关怀,从而实现刑罚执行变更的奖励功能与刑罚预防目的的衡平。

行政检察调处的制度构建

鉴于传统行政争议解纷途径的局限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行政检察环节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新路径,行政检察调处的解纷思路应运而生。尽管行政检察调处目前尚"非正式"运行,但已具备构建正式制度的内在机理,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有限原则和"应听证尽听证"原则,在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六大行政争议案件中,构建起行政检察调处的一般与特殊的办理流程。

数字化时代盗窃犯罪对象的演变及对策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侵犯虚拟财产行为也随之而生。本文就盗窃网络游戏中虚拟财物的行为进行了刑法理论分析认为,虚拟财产符合传统刑法理论体系中盗窃罪犯罪对象必须具备的全部特征,可以成为盗窃犯罪对象。在我国法律对此尚未作出具体规范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应当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将虚拟财产的性质推定为动产,肯定其经济价值的现实性,并予以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试论犯罪嫌疑人的翻供问题

翻供是司法机关同犯罪作斗争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伴生物。当前 ,所出现的“三多一升”现象 ,成因复杂 ,既有犯罪嫌疑人主观心理因素 ,更有司法机关工作失误、监管不力等原因。为此 ,应提高认识 ,改变证据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