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文体感”

所谓“文体感”,也就是文体意识,即指对文章体裁的感受、认知和把握能力,每一个具体的作品,都离不开特定文体的制约。就像世上不存在没有形貌的人一样,世上也不存在没有文体的文章。文体制约着整个写作过程,对提炼主题、选择材料、安排结构、运用表现手法和具体的语言组织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列宁指出:“文体与内容相呼应,文章的语言和口气应适合文章的论旨。”

自己的脑袋

阿城小说《孩子王》中有一首饶有情趣的童谣:“一二三四五,初三班真苦。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语虽俗白,却不乏回味处。是的,脖子上架着一个如此沉重的脑袋,如不能自己思考问题,实在是太委屈了脖子。正如列宁所说:“应该在肩膀上长出自己的脑袋。”至于写作这种脑力劳动,更是须臾离不开“自己的脑袋”。执笔为文,固然需要一系列的积累和准备,如训练有素的文字表达能力,一定的知识修养等等,但脑袋里面是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不仅是前提性的。

虚词情结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一次大型节目,主持人请在座的众多名作家说一个各自最喜欢或爱使用的汉语单词。余秋雨回答一个“而”字,并讲了作为虚词的“而”在表达上所具有的丰富意蕴。这勾起了一段早就系于我心的虚词情结。总以为虚词和语序,是汉语命脉之所在。“文以气为主”之“文气”,于此最有迹可寻。因虚词有“虚词不虚”、

定义“出错”见诗意——谈诗中的“诗化定义”

定义作为揭示概念内涵的一种常见的逻辑方法,它自有其一套相应的规则。然而在诗歌中,诗人对某一个名词概念下定义时,却往往不受这种规则的限制。从逻辑上看一个违背规则的定义,在诗中很可能是一句富有诗意的好诗,甚至可以说:诗意就是在这种“犯规”中产生的。如:竖在知识边境线上的流动界碑(王怀让《书签》)定义的规则是不能运用比喻。这句诗却反其遭而行之,通过形象化的说法,精当地揭示出“书签”

“不当”之中见精当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看画常说“读画”,而画家落款一般也不用“某某画”,而说“某某写”。从语言表述上看,这显然是一种“错位”。用词准确,无疑是语言表达的一项基本要求。然而,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诗人有时故意回避那种“准确”的、符合日常语言常规表达习惯的说法,而别出心裁地代之以一种貌似不当、乃至“荒谬”的“错误”表述,以取得某种精当的诗意效果。如:

悖论中的诗意——谈诗歌中的“正反同归”

同一种事物,以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正面看是如此,从反面看也是如此。如:“关切是问/而有时/关切/是/不问”(琼虹《记得》)“问”与“不问”,在特定的情势下都可以成为“关切”的表现。我们把诗歌中的这种语言表述,称之为“正反同归”。反映在语言形式上,它具有较强的悖论意味。语意分别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出发,最后又回到了相同的归宿。这种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常能体现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辩证诗意。在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这已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诗化处理方法。

张冠李戴见诗意——谈诗歌语词的交互错位

江淹著名的《别赋》中有一句:"心折骨惊",从语意上看,它原本应是"骨折心惊"。在新诗创作中也有这种"张冠李戴"的表达方式,我们将其称作语词的交互错位。如:我于是用超热情的态度/欢迎我的身份同样卑微的众诗友/他们于是坐定/吸烟沏茶削诗读苹果/为所欲为可爱之至 (刘皓《诗友聚会》)初看其中的"削诗"和"读苹果",读者也许会以为是手笔之误,难道不应是"削苹果"、"读诗"吗?诗何以可"削"?"苹果"又何以可"读"?其实这并非手笔之误,而是诗人刻意为之的语词错位。即:在一个紧密的意群中,一个原本应出现在此处的语词故意被安排到彼处,同样。

事物之间的“通感”——谈诗歌中的“物性转移”

通常所说的通感是指主体的人不同感官之间的相通,其实,在诗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中,作为客体的物,物与物之间也可以实现一种属性的沟通。世上的大干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即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诗人在一个特定的意群中,有意将某一事物所具备的特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