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危险驾驶犯罪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建德市人民检察院醉驾型危险驾驶基本情况为视角

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修正案(八)》的条款进行了增补,使得危险驾驶罪的范畴不仅限于醉酒驾驶、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情形,还包括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以及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形。然而,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罪几乎全部表现为醉酒驾驶,其他类型并未出现。因此有必要通过对醉驾相关内涵的界定,结合醉驾查处、检测、速裁功能定位等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提出可操作的解决路径,为相关立法、文件的出台提供参考。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权力边界研究

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这种监督不可恣意进行,规制的根本在于权力边界的合理确定,但在我国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尚不健全、立法尚不完善的现实语境下,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权力边界并不明确,有必要在明确边界识别要素的同时,通过实体和程序的规制来规范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权运行。

法官自由裁量权与民事检察监督

民事检察监督工作是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情况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长期受到忽视,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改革不多,尤其是民事检察监督工作中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和实践非常薄弱。本文抓住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不足,重点讨论了民事检察监督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层检察室职能定位的调查研究

基层检察室是法律监督机构,但不是"小检察院",检察职能行使不仅应当符合法律监督职能的属性,也应配合检察制度的整体设计。目前,基层检察室主要有"职务犯罪侦查式"、"公诉办案式"、"服务社会管理式"三种模式,基层检察室的职能定位要在符合司法规律、节约成本、注重实效的原则下服务社会管理,并开展辅助轻微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及刑事和解工作。

我国刑事诉讼中有限辩诉协商制度的构建

辩诉协商制度近年来一直被国内专家学者所关注。实行辩诉协商制度,可能产生一些弊端,但对于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经具有构建辩诉协商制度的基本条件,但在案件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方面都将受到既有法律制度的某些制约,因此建议在刑事诉讼中构建有限的辩诉协商制度。

刑事和解之实践与改进

刑事和解的案件类型不应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案件及交通肇事案件等，应从和解前提、和解原则、和解主持、和解启动、和解运作、和解履行、和解监督及和解反悔等角度进行程序设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适用范围的反思和厘定——兼论《民法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条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是由国家政策由上而下强力推动产生,而非司法实践倒逼的结果。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创设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施八年,但其适用范围仍然没有被学界和实务界厘清。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有名无实”,规范手段和立法目的之间有矛盾。作为主要制度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生态系统功能损失或自然生物因素的不利改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民事赔偿诉讼只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有关部门应当实事求是地运用该制度的有限功能,充分发挥该制度保护权利人财产权益、维护司法秩序的设计功能。该类诉讼制度的赔偿范围仅限于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或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相关的财产利益损害。

单位犯罪强制措施立法研究

单位犯罪现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单位数量不断增加而日益增多的。刑法虽然专门规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刑事诉讼法却没有紧跟其后,针对单位犯罪的特点设置专门的诉讼程序和强制措施,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单位犯罪的侦查难、诉讼难、执行难的现象非常普遍。为防治高发、频发的单位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值此刑诉法修改之际,从立法角度研究我国单位犯罪强制措施,无疑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刑事犯罪被害人救助问题探讨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并对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与适当的平衡,已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发展的趋势。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办理盗窃虚拟财产案件的若干疑难问题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应当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实践中处理盗窃虚拟财产案件存在诸多疑难点,如电子证据的运用、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多次盗窃的认定、虚拟财产盗窃犯罪形态认定及案件管辖地等。在综合国内外处理虚拟财产盗窃现状的基础上,应当在立法、司法层面上对我国盗窃虚拟财产罪之相关规定做出补充。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程序性辩护

程序性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个方面,在国外受到很大的重视。它不仅有利于制约公安司法机关的非法诉讼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对保护被追诉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现实是,程序性辩护不但在我国立法中规定不尽完善,而且在司法中几乎没有被真正适用,所以亟需进行相关的制度性建设和具体的实践。

老年人刑事责任轻缓化探析

老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课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于老年人犯罪都有相应的从宽处罚法律制度,我国古代及近代的立法亦有规定。我国应从完善指定辩护权、讯问审判在场权、不适用死刑和减轻刑事责任等方面对我国刑法关于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进行完善。

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相对性

目前对于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应当从功能角度来下定义。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极具相对意义的概念,两者可相互转化。对同一情节进行定罪评价之后再进行量刑评价,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是正确界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所必需的。在行为处于罪和非罪临界点的时候,并不属于符合构成要件的情节也可能起到重要的定罪功能。实际上,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并没有抽象意义上的分类,只有具体案件的归属。再者在我国审判模式以及量刑制度上对于构建专门的量刑程序也是所需的。

盗窃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探讨

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的情况下，对盗窃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进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本课题首先对盗窃罪进行了概述，然后对盗窃罪既遂学说中的二类重要学说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盗窃犯在住所内实施盗窃既遂未遂进行了探究。

刑事和解的实体法思考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其正当性在于能较好地保障刑法价值的实现,其制度上的实体规制是引入"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

检察事业的传承与创新

青年检察官是检察事业传承与创新的中坚力量。在全面治国和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青年检察官如何实现检察事业的传承与创新？在这种传承与创新中又如何实现自身的成长突破？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第7期青年检察官专题研修班学员走进了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教学现场。围绕＂青年检察官培养＂这个话题,石景山区检察院向我们实地展示了该院在这方面的机遇和挑战,搭建的平台和机制,取得的成效和业绩。

检察机关参与道路交通类犯罪治理的模式创新

目前,以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为主的涉道路交通类犯罪多发高发。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道路交通类犯罪(以下简称“道交类犯罪”)的社会治理中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作用,已成为新时代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重要内涵。一、参与道交类犯罪社会治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检察实践进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1)新内涵。从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第一,“枫桥经验”的犯罪控制外延与检察机关参与道交类犯罪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式具有契合性。“枫桥经验”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抓源头”,重在犯罪预防,强调对社会纠纷的及时发现、及早介入、早期治理。

我国法庭翻译机制研究

司法公正是各国司法改革与司法实践的终极目标,语言平等既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又是基本保障。从法学角度而言,当事人要求提供法庭翻译的权利是保障庭审平等的基本诉讼权利,然而这一点尚未为非专业人士乃至法律专业人士所认识。就立法与司法实践而言,法庭翻译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从立法、司法以及行业管理等方面对法庭翻译机制予以落实。

被胁迫情节立法的比较研究

受胁迫犯罪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多设立为责任阻却事由,我国采用了胁从犯立法模式。胁从犯的立法模式在处罚中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胁从犯为前提,这种模式既限制了被胁迫情节的适用,也破坏了共犯体系的科学性。只有把被胁迫情节作为单独的法定量刑情节,才能有效克服上述问题。

刑法中双重分类标准的谬误及修正

双重标准是指在分类中同时把两个以上标准作为对属概念进行分类的依据。我国刑法中双重标准的错误使用,导致了种概念外延之和不能涵盖属概念外延、或者外延存在交叉的情况。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以及刑事立法中均存在采取双重标准进行分类的典型范例,如罪与非罪、作为与不作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共同犯罪人种类、无过当防卫的适用范围等范畴。产生双重标准的根源在于价值理念的冲突,只有采取断然的二分法,才是解决概念不周延、分类不科学的根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