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研究

探索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路径,对政府监管效能提升和政府监管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尝试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效率—风险”互动原理,并在分析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市场失灵对政府监管挑战、政府监管体制改革成效、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监管转型典型模式与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数据化、平台化、智慧化和动态性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政府监管转型的重要特征。数据属性、平台属性和技术属性是“效率—风险”互动原理的驱动因素,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提供理论基础。寡头竞争型市场结构、平台数据的权属问题、产品或服务新型外部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新时代政府监管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推动中国政府监管转型。(2)一体化综合监管的北京模式、“一网统管”的广东模式和“制度、平台、场景”系统迭代的浙江模式具有典型性。思维约束、经济约束、技术约束、平台约束、数据约束成为制约数字经济时代政府监管转型的现实约束。(3)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基于整体治理视角,构建“内容、载体、机制、监督和评价”5个维度的中国政府监管转型路径。本文研究为把握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政府监管转型的基本方向,探索政府监管转型的实施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敏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包容审慎监管

文章在比较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敏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异同的基础上,构建了敏感个人数据跨境流动包容审慎监管理论,以及“个人-企业或单位-政府”和“隐私-自由-监管”的监管机理,基于健康医疗敏感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实际,探讨个人健康医疗信息跨境流动的现实必要性、敏感个人健康医疗信息跨境流动存在的安全风险、敏感个人健康医疗信息跨境流动包容审慎监管的实践探索等问题,提出“对标CPTPP和DEPA规则现存的差距,将数据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探索思路。

推进绿色低碳消费扩容升级的重点领域和长效机制

绿色低碳消费扩容升级,体现为量的增加(扩容)和质的提高(升级)。采集并统计分析主要网络平台的绿色低碳消费行为大数据,发现绿色低碳消费扩容升级的潜在问题主要包括:规模总体偏低、领域分布不平衡、群体地区分布不平衡、供给覆盖面不广、“绿色程度”“减碳成色”不足、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存在短板、产品价格与支付意愿不匹配、产品供给和消费需求存在错位等。推进绿色低碳消费扩容升级应针对影响面广、带动力强、减碳潜力大的食品、衣着、居住、用品、出行等重点领域,构建与数智时代相匹配的长效机制框架,推进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形成政策工具矩阵。应聚焦新型“绿色+智能”产品,完善绿色低碳消费补贴机制;建立统一的“碳普惠”和“碳账户”激励机制,释放绿色低碳消费潜能;构建覆盖全领域的绿色低碳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完善对非绿、高碳产品的约束性限制和准入监管制度;探索打造全国统一的绿色低碳产品信息平台,推行“碳标签”二维码;创新绿色低碳传播途径和机制,营造绿色低碳消费的社会氛围。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审视

长期护理保险立法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加速老龄化和保障失能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的一项基础工程,属于社会法的调整范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49个国家试点城市政策“碎片化”和试点指导法规位阶偏低阻碍了制度推进和定型。立法需要遵循找准时间节点、先综合性立法后单行立法、创设性立法与授权性立法有机结合、尽早规范程序性立法内容等四个“尊重”基本原则。基于保险关系、服务购买关系与护理服务关系三个层面的各参与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定位是立法的核心。保险人与保险辅助人在基金管理、经办管理、信息化管理和质量管理中角色地位的立法确认是制度健康、可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中,长期护理保险建制实行省级统筹,独立于医疗保险运行,委托市场第三方经办,以及统一管理与服务标准是管理机制立法的重中之重。制度参与主体尤其是保险辅助人的违法责任规范越详细具体越能规避道德风险。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辅助人多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诸多权责纠纷,依据现行相关法律和可能的法律创新,处理适用的法律关系立法需进一步健全规范。

基于文献计量的医疗卫生资源研究动态与重点分析

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改革、解决中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突破口。基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本文以1998—2023年医疗卫生资源研究的CSSCI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从复杂的研究网络中梳理出目前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根据高频关键词统计和共现网络关系图刻画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重点问题,并采用定性分析法进行详细综述,旨在厘清医疗卫生资源的研究脉络,洞察前沿方向。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医疗卫生资源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存在可以继续拓展的空间。未来研究应紧扣国家政策演变、瞄准社会问题展开更细化、更系统的分析,以期为未来政策制定、现实难题解决提供理论参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衔接、政策整合与机制协同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决策。研究发现,目前长护险已经试点7年,成绩与问题并存。基于此,提出“十四五”期间长护险建制在从一开始就需要厘清多元复杂的相关关系,不能因循守旧,应该统领全局,提前谋划长护险与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老年和残疾人福利以及低保和特困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从分配对象、分配内容、服务输送和资金运作4个维度做好长护险与相关社会福利政策的整合,在人才培育发展机制、定点机构遴选机制、服务购买机制、激励机制、信息化和技术创新机制、质量监督机制等方面做到与公共服务多主体机制的协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项惠及民生的“第六险”制度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转变政府能源监管推进能源体制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其中包括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十四五”期间能源体制革命做出重要部署,提出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放开竞争性业务准入,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

医保渐进式整合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期DID的准自然实验

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渐进式整合为视角,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多期DID准自然实验,探究医保整合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总消费,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对家庭非医疗消费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且该政策效应具有短期性;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能通过增加家庭总收入促进家庭消费,还能调节患病群体与健康群体之间的健康风险,减少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进而释放家庭消费。由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新时期医疗保障制度,通过继续推进医疗保障体系整合扩面,建立城乡居民医保筹资动态调整机制,构建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保障体系,释放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赋能。

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建制的前瞻性思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我国试点八年,至今制度顶层设计还在酝酿之中。在正式制度出台前,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需要对长护险制度的保障对象、筹资与支付模式、服务体系建设、隐含风险四个方面进行前瞻性思考。其中包含的12个核心问题的分析与解决,既吸收了国际制度经验,也体现了中国国情特色。长期护理保险的“第六险”定位,表明失能这一社会现象在我国这个人口加速老龄化的人口大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风险。新生事物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更需要我们高瞻远瞩从长远角度、大局意识出发设计好长护险制度框架。

数字平台企业如何从事件中塑造数字创新能力--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钉钉成长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事件系统理论,以钉钉数字化创新成长为纵向案例研究,深入探索平台企业数字创新能力塑造的过程机理,揭示数字创新模式、合作意愿、迭代创新对该形成过程的作用及影响。研究发现:事件的相关属性会影响平台企业的数字创新模式支配地位,被动型事件迫使企业采取重组式创新扫描与吸收数字创新机会的同时,也促使其采取分布式创新创造主动型事件提升数字资源利用和探索能力;网络效应下的合作意愿一定程度影响数字创新模式的选择,迭代创新能够强化主动型事件在数字创新能力塑造过程中的正向效应;主被动型事件的交互影响帮助平台实现“冷启动期→成长期→扩张期”的快速跃迁,表现为主动型事件增加、被动型事件减少,逐步形成对数字创新能力的正向反馈。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在动态事件环境中进行数字创新模式选择、塑造数字创新能力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论依据、制度框架与关键机制

从面向贫困老年人的“兜底性”养老服务到覆盖全体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这是我国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开端。其中蕴含的风险基础、财政基础、理念基础、立法基础、经济基础、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以及技术基础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十四五”时期是长期护理保险建设的重要“窗口期”,顶层设计应该考虑建立“1基9梁18柱”的制度框架,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发展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重均衡公平的筹资机制、服务基础的培育机制、智慧养老的信息化机制、与医疗卫生改革的协同机制以及制度运行的评估机制等五大关键机制建构。

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法治体系研究

重大疫情防控法治体系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基本保障。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测度了我国2003年“非典”(SARS)之后形成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绩效,暴露了其存在的问题。为提高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能力,应当通过法律的立、改、废,完善重大我国疫情防控法治体系。具体包括:修正和确立应急防控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原则,实现应急管理法律体系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调适好应急防控法需要直面的应急行政权与常态行政权、权力保障与权利保护、信息监管与舆论引导三大关系。

从精准化到精细化:线上信息干预对绿色农产品消费决策过程的动态影响

伴随农产品消费数智化渗透率的大幅提升,线上信息干预成为促进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重要手段。如何在聚焦消费者“买”或“不买”的人货精准化匹配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消费者决策过程动态调整干预内容,对消费者进行“向善”“向绿”的精细化引导,是数智时代从需求端拉动农业绿色转型的前沿性议题。本文从绿色农产品属性信息切入,采用HMM与随机控制实验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验证营养信息、环境信息及价格信息干预对消费者最终购买行为的影响效果,其次分析三种信息干预对消费者决策的动态推进过程,深入洞察消费者如何、何时改变了消费决策。研究发现:从消费者最终购买行为结果看,信息干预存在促进—抑制双因素、消费群体两极化的干预效果;从消费者决策过程看,信息干预对消费者决策过程存在激励—保健双因素作用效果,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消费决策过程包含注意、兴趣、考虑和购买四种隐状态,三种信息干预对消费者隐性决策过程的推进效果存在明显差异。

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成本评估与趋势预测——基于连续时间齐次Markov模型的分析

基于CHARLS数据库,本文采用连续时间齐次Markov过程描述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变化过程,预测了我国2021—2049年失能老年人规模与长期护理保险成本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轻度失能老年人健康状况改善的概率大于恶化的概率,而中度与重度失能老年人身体机能改善的可能性较小,健康状况恶化的可能性更大。(2) 204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预计分别达到3 886万人和3 592万人。(3) 2049年长期护理保险潜在需求成本达3.7万亿元,有效需求成本超过1.4万亿元。两项成本均为2021年的10倍左右。(4) 2021—2049年间长期护理保险有效需求成本与潜在需求成本之间存在42%—78%的巨大差距。长期护理保险需求成本居高不下,需要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服务供给,积极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定型,并实施多元化的筹资策略。

企业关系型合约中的高能力员工与生产安全治理

在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正式合约之外还存在着能够执行但无法验证的关系型合约,现有文献对关系型合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缺少关系型合约如何影响企业生产安全的研究。文章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提炼出三个研究命题,并通过对三个国内外关系型合约与企业生产安全的案例分析,验证了相关命题。由此得出三点结论:(1)在企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正式合约之外还存在着关系型合约,且高能力的代理人对生产安全关系型合约的履行起着决定性作用;(2)在企业生产安全关系型合约中存在着多重道德风险,经过重复博弈,由高能力员工取代低能力员工形成一对二的委托代理关系,能够克服多重道德风险;(3)在企业中构建基于高能力员工的关系知识传递-接收-扩散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安全治理水平。本研究拓展了企业生产安全治理的新视角,具有重要意义。

反腐败、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基于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5年创业板企业数据,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同时实证检验反腐败对政治关联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短期内反腐败将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对反腐败冲击较为严重但具有创新意愿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需要建立相应的支持政策,从而规避对该类企业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风险。

衢州市DRG支付改革成效与治理经验

目的:分析衢州市DRG支付改革的成效和治理经验,为各地推进DRG支付改革提供借鉴。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文献研究和访谈法,分析衢州市DRG支付改革做法和成效。结果:实行DRG支付改革后,衢州市医疗费用高速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医保基金“扭亏为盈”;倒逼医疗机构规范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病床周转率大幅提高,参保患者次均医疗费用和个人自付比例大幅下降。结论:衢州市通过科学制定医保基金核算方法、尊重医疗逻辑调整DRG点数、重视医保基金监管、完善医保信息系统,DRG支付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未来应继续提升病案精细化管理水平,统筹推进区域间DRG支付改革,健全约束激励机制。

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企业污染排放视角的考察

本文利用环保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内在机制进行了考察,并从环境治理重视程度视角深入剖析了其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环境效应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区域市场一体化可以促进企业对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减排且会受到地区环境治理重视程度的影响,在环境治理重视程度越大的地区,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也越大,进一步地,当邻近省份环境治理重视程度均较高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将会被放大,当邻近省份环境治理重视程度均较低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被完全削弱,当邻近省份环境治理重视程度存在差异时,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减排效应仍然存在,但是存在被削弱风险。本文的研究将为深入推进区域生态绿色一体化、进一步发挥区域市场一体化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抓手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金融科技、银行业产品差异化与监管政策

本文剖析了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产品差异化的路径机制,并采用2013~2018年155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正向促进银行业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并且通过金融科技信贷业务渠道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在异质性分析方面,并未发现显著地区异质性,但发现金融科技对股份制商业银行产品差异化程度影响幅度最大,对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的产品差异化影响幅度最小。在此基础上,根据金融科技影响下银行业产品差异化的变化对现有监管政策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监管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