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观之比较

六经皆史的观念早已有之,元代大儒郝经就曾道:“古无经史之分……六经自有史耳。”(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明代学者胡应麟也道:“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禅于佛、老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胡应麟认为后代史书日渐繁盛之后才将史与经一分为二,夏、商以前,经史是合二为一的,此观点可谓一语中的。

陶渊明的民族属性

众所周知,陶渊明对自己的出身颇为自豪,他在《命子》诗中曾不断叙述自己历代祖先的光辉事迹,特别对曾祖陶侃更是连篇累牍地歌颂:“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既然“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认为自己是帝尧的后代,陶渊明的民族属性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但陈寅恪先生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在古代笔记和史书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判定陶氏出生于少数民族——溪族,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