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庭前会议制度研究——以浙江省海宁地区为例

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制度存在适用率较低、制度认同感不高、实施效果有限等现实情况。文章认为庭前会议的参与主体存在空白、功能定位不够明确、辩护权保障弱化、法律效力规定缺失。对此,需要明确庭前会议的参与主体和功能定位,保障辩护权的全面行使,赋予庭前会议合意事项的效力;同时,为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程序功能价值,可积极探索在庭前会议中引进"诉辩交易"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责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较之普通公民、环保组织或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具有职能上和制度上的优越性,同时也具有司法层面上的可操作性。当环境公益遭受侵害,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或公众又无力或不敢维护环境权益时,检察机关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侵害行为予以司法上的救济,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的环境诉讼形式,也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与使命所在。

现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评议

法律原则问题曾是实证主义法学派与自然法学派论争的阵地之一,如何对待法律原则中的道德因素,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离不开对基本原则所蕴含的应然政治道德共识的理解和把握,但在我国现行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刑事治罪体制及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政法体制下,加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既有立法的简约,以刑事治罪模式为统摄准则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显得更加零散、简陋,远没能达到系统、完备的程度。故应当基于刑事程序法治这一理想类型所蕴含的政治道德共识,从更高的法律位阶上确立无罪推定、程序参与、令状审查等彰显刑事法治原则的基本原则。如此,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才能更为高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及功效。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几个实务问题探讨与完善

修改后的刑诉法首次引入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具体化彰显,对保障失足未成年人复学、就业等权益、弱化犯罪标签的内外影响、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这项新的程序性制度在缺乏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在犯罪记录封存的实际操作中遭遇各地理解与执行不一、对象范围过窄或过宽、运行程序不明、法律监督缺位、责任机制缺失等影响和制约该项制度有效运行和落实的一些问题。对此,需要结合立法意图、制度因素、社会实际以及法治合理期待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破解,使之真正发挥成效。

公安机关办理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与刑事对策研究

互联网金融平台犯罪样态具有结构横向化、层次多元化、客体零散化等特征。从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办理实际来看,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的认知图式尚待提高,并在定性和适用法律、情报信息搜集和舆情引导、调查取证、涉案财物处置和集资参与人认定等诸多方面遭遇疑难。因此,应在警察法治理念的指引下,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准确把握刑事介入条件,提升法律适用准确度;二是构建全景情报信息机制,完善全程舆情引导;三是高度重视电子数据搜集,提高取证手段专业化水准;四是严把涉案财物认定关,切实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各项权利。

“虐待事件”之刑法规制路径探讨

各种形态虐待事件的相继曝光,再度挑战了民众情感的容忍底线,也引发了民众对政府部门监管疲软的极大愤慨和不满,舆论矛头直击体制机制的缺陷和政策法律的乏力。原本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后盾法"及强制力最严的刑法此时可以发挥弥补和威慑的功效,但由于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局限性、滞后性,限制了刑法惩罚功能的发挥。面对不同主体、不同对象、不同形式的虐待事件,暴露出刑法规制的种种盲区,也拷问着刑法对虐待行为的态度和规制路径的选择。综观法理与实务、国内与国外,重构长期以来被身份情结所"绑架"的虐待罪将是必然趋势。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中几个关键问题研究

现有的调整和规制假冒注册商标和销售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被暴露存在诸多问题,如证据标准问题、犯罪既遂与未遂问题、罪数形态不明等问题,不仅无法满足打击和预防新形势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且给公安司法机关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同时也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相违背。必须结合我国法治现状及刑事法律规定,综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功能的要求,对相关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多次违法行为”入罪之思考——以多次非法行医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当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将多次行政处罚后再实施违法的行为纳入刑事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说作为罪量要素的定罪模式是合理的,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但为了防止刑事制裁范围的肆意扩大,应从违法主体、违法程序及违法次数上对"非法行医被二次行政处罚后再次非法行医"入罪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有机统一。

非聚众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立法完善

哄抢行为应当分为聚众型哄抢行为和非聚众型哄抢行为,聚众型哄抢行为通常定性为聚众哄抢罪并无异议,但因立法滞后以及学界和实务界对聚众哄抢罪本质及罪名构造的认识一直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对非聚众型哄抢行为的司法定性及处遇各有不同,既纵容了非聚众哄抢行为,也挑衅了刑法法益和刑法规范,有必要对聚众哄抢罪的罪名、构成要件及量刑幅度予以重新构造,以统一刑法适用,严密刑事法网,彰显刑法法益。

关于增设“串通竞买罪”的立法建议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招标、拍卖、挂牌及国有、集体资产拍卖是我国在总结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和招投标实践基础上的拓展和创新,而串通竞买行为就是在挂牌出让等过程中竞买人相互串通竞买报价,用串通的方式对抗、减少竞争,以相对低价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最终损害出让人即国家的利益。而现行《刑法》对串通投标罪的规定,难以涵盖和规制日益翻新的危害行为。因此,有必要从遵循刑法内在规律和严密刑事法网的角度出发,对刑法条文予以创新构造,以期对打击与防范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转让中的犯罪行为有所裨益。

无身份人员构成渎职罪共犯问题研究

在渎职犯罪司法实践中,无身份人员能否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是颇具特色的难点问题。现阶段针对渎职罪刑法条文进行身份犯与无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较为零散,渎职罪中的共犯关系、罪名确定等刑法适用问题缺少足够的理论支撑,由此也无法全面采纳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共犯理论。无身份人员可以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渎职罪共犯,但应予以严格限定。

新《药品管理法》实施后销售假药罪主观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2019年12月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在概念上摒弃了以往认定为假药的规定,仅仅保留实质为假药的部分,给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新的课题,其中,新法实施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主观明知是否也需要调整为对药品实质疗效的明知,各方存在较大争议。文章认为无论从新法的立法本意或办案实践出发,销售假药罪应当允许推定明知,但必须在购、销两者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才能推定,同时,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允许并接受辩方反驳。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制度做了重大的修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证据规范体系。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吸收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合理内容,形成了颇具我国刑事司法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规定方面的粗疏及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等因素,给检察机关在公诉环节运用该规则带来了较大挑战。公诉部门如何更好地应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彰显刑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举、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将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公诉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再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和《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继出台,为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基本遵循,也有效推动了法治实践。但各界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研究却远未达到因此而终结的程度,同时一些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也有待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后加以弥补。

失去自动投案的主动条件还能否构成自首

一、案情简介 2013年5月11日7时23分许，犯罪嫌疑人王某某驾驶浙FC7XXX号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沿海宁市硖许线由西往东行驶至硖许线广顺路交叉路口地方右转弯时，与沿硖许线南侧非机动车道由西往东行驶至该路口的被害人李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被害人死亡、车辆损坏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论律师辩护责任与权利之角逐和转变

尽管《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作了较大的修改，但依旧存在大量语言不规范、逻辑不通顺的地方。刑诉法第35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责任。“责任”一词因具有明显的道德审判色彩，同时也无法体现律师与当事人依据代理契约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更无法体现律师代表当事人与国家公权力一方博弈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将刑诉法第35条中的“责任”改为“权利”．以严谨法律之表达，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执业权利，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重构我国不起诉制度之研究——以创新存案不起诉制度为视点

存案不起诉制度作为检察工作创新的一个方面,既是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检察机关在新时期职责与地位强化、提高的重要支撑点,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也是实现检察机关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然而,这一制度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重视,对其研究也尚处空白。伴随着被理论界所推崇的附条件不起诉在司法实务中的弊端和困境不断显现,对存案不起诉制度展开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案不起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实务问题探析

污染环境犯罪刑法条文的修改及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由于该类犯罪主观形态模糊、行政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相关证据标准不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致使在实践中出现立案难、认定难、定罪难等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刑法惩治预防价值功能的发挥,以及执法办案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实现。因此,实务部门必须吃透刑法条文本意,遵循司法运作规律,健全相关机制,提高办案质量,为本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化解社会矛盾的检察途径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今年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3月2日上午出席国家检察官学院2010年春季开学典礼时又一次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加强检察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能力和水平。为此,《中国检察官》杂志社紧紧抓住基层院检察长轮训的时机,立足基层,深挖基层检察院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已有的经验和不足、未来的改进及创新,分别以"化解社会矛盾的检察途径"、"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工作"、"公正廉洁执法的检察践行"为题,邀请基层检察院检察长轮训班部分学员和国家检察官学院部分老师举行3次小型研讨,将陆续在《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版)刊登,供他院参阅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