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会流动调查报告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本文从"代际/代内"、"水平/垂直"两个角度分析了浙江省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总体情况。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的整体流动性都较高,代际流动大于代内流动;但职业流动与社会地位流动都表现出底层以水平流动为主,上层以"精英再生产"为主;中层以上社会地位较封闭,流动多发生在邻近阶层。因而,人们对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流动机会不太乐观。

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之比较研究

省际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能促使区域政府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本地区与类似地区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与优劣态势,进一步促进其提高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本研究以相对权威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据此形成的一些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资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2005-2009年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浙江在总体水平上相较于苏、粤两省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发展速度则处于相对较缓状态;具体到四大领域,浙江相对于苏、粤两省在生活水平领域大幅领先且优势明显,人口发展领域稳定领先但优势不大,公共服务领域相对领先但有反复,社会和谐领域则比较滞后且进展不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就继续促进浙江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人性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

人性是人类在先天基因基础与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共有的本质本性,是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潜能。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组合,至少有物质性、社会性、政治性与精神性,其基本欲求包括:生存与财富、承认与尊严、权利与权力、知识与思想。人性基本需求是社会行动的引领,也是人类一切社会行动的源泉和动力,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思考,都是围绕人性基本需求问题展开和演进。人性所具有的物质、社会、政治、精神性基本需求或前或后或同时产生,但它们之间绝没有层级高低与需求先后之区分。人类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性基本需求与满足,这对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性基本需求满足与否是衡量社会发展状态、社会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尺。

“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

以县域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县域的历史发展着眼,结合"治理—善治"理论的发展成果,提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首先,本研究根据"善治"理论,结合县域实际,试图澄清"县域善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同时,本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实施"县域善治"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县域善治"的观念基础。此外,本研究还提出了构建融政权框架体系、决策咨询体系、管理执行体系、监督约束体系以及协调支持体系等五大体系为一体,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善治"体系。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

发展社会学曾经辉煌,但由于"发展理论"研究中,发展的本体是什么,谁在发展,什么在发展,并不明确。同时,对中国发展社会学研究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先于社会发展理论,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理论缺场,理论滞后于实践。因此,发展社会学研究目前出现了一些列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作为发展社会学认识论基石的理性本身的困境,现代化理论二元两分范式的困境,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困境。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困境在呼唤着发展社会学的深化,呼唤着构建面向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发展社会学,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实现社会发展的理论自觉。

当代中国发展: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的融合

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什么?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是千百年来很多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永恒问题,也是发展社会学的经典问题。权威是社会秩序与社会整合中的一个基本要素,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所赖以发展基础是一个权威社会。其表现形式是家国同构,国家中轴;长老权威,乡绅治理。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国家权威中轴所形成的权威体制确能发挥出巨大的优势,保证了民族的自主发展。但权威体制容易夸大政府的理性和能力,容易导致政府与市场严重失衡,导致权威自利,权力寻租。要走出权威体制悖论的困境,需要重新引入"社会权威",以社会权威来反对专权、两极分化、官僚主义和遏制腐败,以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高度融合构建现代权威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中华民族孜孜追求民族复兴的理想蓝图。

从基层社会去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2013年5月11日,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在杭州举办首次学术沙龙,主题为"2013浙学论坛: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学术沙龙由学会会长杨建华研究员主持,学会副会长毛丹教授和来自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和杭州社科院等15位专家学者出席。浙江财经大学童志锋博士作了题为"国家与农民的环境抗争——一个初步的分析"的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和理解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本期刊出杨建华、童志锋、汪锦军、王先益、毛丹、周广庆以及张祝平等7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论“后发型社会”与中国大国再造

作为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是属于后发型的社会。为了强力推进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必须以国家的力量和权威强势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强势推进高速发展,并且还要能控制这种高速带来的紧张局面。这也形成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社会所独具的时空压缩、优势与劣势并存特点。中国后发优势除具有一般后发国家在学习模仿先发国家技术、经验、制度等客观的有利条件外,还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自觉、可以进行有效社会动员与整合的国家权威、以及允执厥中的中道理性精神。而后发的劣势主要有:陷于依附性发展和"后发优势陷阱"的可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容易出现集权专制风险及社会问题并发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国再造是"后发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大国再造是物质性再造与社会性再造的统一。它至少有着这样明显三个特点,即内生性、复合性和风险性。因此,后发型中国大国再造亟需大国视野、大国思维,需要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需要根据我们的理性和不断试错的方式,寻找出尽可能的代价较低的办法与路径,实现民族复兴与大国再造。

杭州城市发展与社会认知

杭州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出现“突破规划”的现象，社会认知是导致城市发展“突破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城市的发展既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是市民社会心理的发展，还是人们对城市社会认知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建构和引导杭州的社会认知，对于落实杭州城市发展定位、树立杭州形象、促进杭州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乡一体化不能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

关于城乡一体化,我们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不要剥夺农民。现在有很多地方借助"旧村改造"、借助"新农村建设"而再次剥夺农民。杭州正在进行"旧城改造",让农民集中居住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初衷,然而土地集中带来的利益的绝大部分受益者是政府和开发商。

改造需要更加重视“社会性”

城中村改造是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的一项中心工作。从动因上看。这是一项重大的“响应型”社会改造工程，主要表现为响应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根据上级要求并结合本地实际。杭州市于2015年12月提出了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坚行动，并出台了《杭州市主城区城中村改造五年攻坚行动（2016—2020年）的实施意见》。要求到“十三五”期末，基本完成主城区城中村改造。随后，城中村改造以典型的“运动式”和“竞赛式”声势浩大地在全市全面展开。

社会管理的价值导向

富士康厂区接连出现员工坠楼事件,将中国工人群体身影勾画上悲情的轮廓;兰州网民王鹏举报马晶晶在宁夏公务员考试中舞弊,被宁夏警方以"诽谤罪"之名跨省刑拘;上海多家超市小麦馒头。

“互联网＋社会治理”释放新动能

强化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建设，将行政执法、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食品药品监管等社会管理服务事项纳入网格。四个平台建设是互联网＋社会治理方式的具体实现，是牢牢把握互联网发展新机遇，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深化“互联网＋社会治理”应用。以“互联网＋”驱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矛盾化解、风险预警、网格管理、基层自治等的模式创新，将加快释放“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能。

国家与社会: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视角

2013年5月11日,浙江省社会学学会在杭州举办首次学术沙龙,主题为"2013浙学论坛: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学术沙龙由学会会长杨建华研究员主持,学会副会长毛丹教授和来自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委党校、浙江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和杭州社科院等15位专家学者出席。浙江财经大学童志锋博士作了题为"国家与农民的环境抗争——一个初步的分析"的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和理解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本期刊出杨建华、童志锋、汪锦军、王先益、毛丹、周广庆以及张祝平等7位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引入“社会权威” 化解环境冲突

权威是社会整合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通过人们的一种普遍信仰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合法性的权力。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威主导型社会，国家有能力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办一些大事情或者应付大危机。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国家权威主导型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强国家、弱社会。国家权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少有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来与之平衡协调，缺乏社会力量发挥社会多元整合的功能来实现善洽。

理性的困境与理性精神的重塑

理性主义是发展社会学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如何看待理性?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发展研究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也是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工具理性预设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为经济发展与效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但它也带来了一些困境,如理性是有边界的;理性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与分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否弃。以工具理性为执导的现代化使人类面临着危机,要解决现代化的危机就必须对理性做出认真的反思,重塑理性,使被肢解的理性重新恢复其完整的状态,使抽象的理性主义回到真正的理性主义上来。作为现代社会本质特征之一的新的理性,它有三个鲜明特点,即辩证性、批判性和包容性。

论四种类型的发展

增长与发展是发展社会学中一对极其重要的范畴,是把握社会发展现象之网的一个重要纽结,反映着社会发展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以增长与发展关系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成长型发展、内卷型发展、退化型发展、无增长型发展。本文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一种相生相融、二律和合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要求的增长是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增长;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与社会发展正相关,相反,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破坏因素。

论好的制度来自哪里

社会发展需要有好的制度,但好的制度来自哪里?本文认为,好的制度来自内生,合乎人性,符合正义。内生性是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法则,强调作为发展的重要元素制度也必须是内生的,否则难免"橘生淮北则为枳"。制度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深刻的人性基础。人性是制度设计的前提,制度服务于人性,符合人性的制度才能促进社会发展,符合人性的制度推行起来比较顺利,违反人性的制度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在一个资源总是无法满足人们欲望而各人又有不同利益需求的社会,要能大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就必须建立起公平正义的制度。在中国当代现代化社会发展中,需要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正义是制度追求的至高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必须以尽可能正义为前提和目标。哪种制度在正义方面实现得更好,哪种制度就更优越。

“我们的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建构

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要构建“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是迷宫中的星空。我们人生就像一座迷宫，充满着很多不确定，也充满着很多迷惘、困惑，彷徨，有着很多曲折、磨难、不顺、挫折痛苦和忧伤。没有人告诉你出路在哪里？我们今天社会快速转型，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信息技术发展的全球化、生产生活方式的网络化以及经济市场运行的非规范化，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确定感，同时，近年来，我们身边发生了各种形形色色的道德缺失事件，从三聚氰氨到毒胶囊，层出不穷，更使人们感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荒原和黑洞，信仰的缺失，精神的危机，使人们感到茫然。而价值观正是这人生迷宫中的星空。

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建构

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也是人的精神家园。价值观基于日常生活,又集中体现着日常生活问题。日常生活世界的具体活动无不折射出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与追求。当价值观转化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时,他可能会生活得更好。日常生活中价值观一般是地域与民族、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就是一种日常生活价值观。老子抱一守朴、孔子行己有耻、屈原独好修以为常,更是以纯粹高格价值理念深深影响了几千年中国人的心灵与生活。在当下日常生活中,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更丰盈充实,有三个元素可作为价值观基本内容:向善、责任与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