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转型:浙江的实践与历程

传统"文化事业"的单一投入方式以及管理僵化、机制不活、投入效率低下等,都严重地制约了公共文化发展效率和进程。因此,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更有效地发展,必须通过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途径来实现。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浙江不仅先于全国多数省份遇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方式的重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不少先于全国其他多数省份打破传统"大包大揽"文化发展模式的特殊机遇。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省文化管理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在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尤其是在促进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借助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多元合作、互动互补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从而在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和管理方式、以全新理念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浙江专业市场：理论、实践与研究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专业市场作为一种地方性市场交易组织和区域市场化创新的有效途径,成就了浙江"市场大省"和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回顾了浙江专业市场三十年的发展演变,分别从市场交易组织、制度创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组织三个角度来反映专业市场的理论研究过程,分别从农村商品经济的平台、浙江模式的窗口、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路径三个过程来反映专业市场在实践中的不断自我超越。

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的路径与对策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浙江城市化进程较为迅速。但总体而言,浙江城市化发展走的是粗放式、外延式扩张的路子。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浙江进一步把深入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浙江而言,走新型城市化意义重大,其具体路径主要有: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发挥其在区域经济中的龙头作用;加速县域城市化,积极培育中心镇和小城市;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最后,就浙江如何加快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党政组织能否应对变革？--基于组织学习深度的实证研究

外部环境的迅速变迁提出了超越传统科层制组织形态、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必要性。运用组织学习深度的诊断工具,对浙江省部分党政组织129名受访者的问卷调查表明,党政组织已为其成员创造了较好的心理安全环境,也表现出对更好工作方法的持久关注,具备了一定的应对变革能力。但与此同时,对异见和新思想的接受能力不足、开展自我反思和从组织已有实践中学习的自觉性缺失,以及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不畅等构成了党政组织的学习障碍。为此,党政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共同学习机制、制度化的反思机制和组织内信息传递机制等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

市场机制在浙江资源类公共物品供应中的运用

受资源短缺矛盾的制约,提高资源类公共物品的利用效率在我国变得越来越紧迫。为此,就必须对资源类公共物品的供应方式加以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类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作用。文章分析了浙江资源类公共物品市场化配置的现实可行性,描述了浙江运用市场机制供应资源类公共物品的实践,对浙江运用市场力量提高公共资源供应效率的机制作了重点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

改革与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关键,是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的准确定位及发展战略的制定:农业政策性金融要定位于纠正市场失灵,主要满足农村贫困户对公共产品资金的需求,支持的重点逐步转向符合WTO"绿箱"政策的项目;农业银行应当将面向"三农"政策与金融业的商业化运作相结合,坚持城乡联动,发挥其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商业性资金融通功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根据县域经济差异形成多种模式,成为组织农村弱势群体通过资金联合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以提高整体竞争力。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比较研究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源于对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仿,但两者在发展理念、组织结构、资金来源、监管方式、业务运作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本文对我国小额贷款公司与孟加拉乡村银行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吸收孟加拉乡村银行成功做法与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若干建议。

原创性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战略的四维机制研究——以中控集团为例

原创性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正日益得到关注。本文采用单一探索型案例研究方法,以中控集团2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分别从技术、市场、组织、制度四个维度对其创新战略进行分析总结。研究表明原创性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战略重点与动力机制有所不同;并且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实现技术、市场、组织、制度的均衡发展;同时制度因素对原创性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速度、市场竞争、组织变革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共同参与和搭台唱戏

治理理论和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欧洲范式是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群团组织的国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参与社会治理具有独特优势。所谓"共同参与"是指,群团组织及其联系的各类社会主体和覆盖的目标社会群体共同成为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协同者和参与者。"共同参与"直接破解的是经济领域共同富裕产生的诸多困境。作为破解机制,"共同参与"并非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发展带来的困境,而是以社会的逻辑缓解经济发展带来的阵痛以及满足经济带给社会成员的新需求。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是"搭台唱戏",在坚持自己唱好戏的基础上,花更大力气搭好台,使各类社会主体和目标社会群体唱好戏。

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文化精神基础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是信念、价值和习惯等文化精神的表达方式。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需要社会管理各方对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深厚的、持久的承诺。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不仅是一套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管理体制,而且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社会管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文化精神的重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主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孕育。

精英依赖——一个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

当前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研究相对少见。通过理事会研究内部治理不适应本土经验,应当以精英个体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多学科理论为基础,首先形成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能力依赖、精英价值依赖三条分析路径。以这三条路径分析社会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实际运行逻辑,形成命题如下: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资源依赖,精英资源依赖影响精英价值依赖;精英价值依赖决定精英能力依赖;精英依赖是对精英及非正式关系的依赖。

社会自治的现实张力及启示——以打车软件为例

在传统社会自治形态中,国家他治之于社会自治有主导性优势。打车软件是互联网介入下社会自治的一种新形态。它的兴起,短时间内使社会自治逆转过往国家他治的主导性优势。打车软件的新,在于引入网络技术平台、社会资源、生产性制度等元素,与传统自治形态相应元素有差异。三者结合使得公共交通领域内的潜在个体黏合成具有社会自治能力的实际主体,触碰到国家他治的边界,进而与国家他治形成张力。这是现实张力,而非固有张力。打车软件对传统自治形态形成启示,借助新元素可以推动传统社会自治形态能力的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与效率

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着重解决均等化以及生产与供给效率这两大问题。这两者具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实施主体总量不足、产品和服务种类单一、供给面窄、结构不合理、不均衡等问题,很大程度上与传统财政投入方式以及管理和运作机制等密切相关。实践表明,由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文化事业"发展模式,既是低效率的,也无助于有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破解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和"效率"这两大难题,必须通过创新发展方式的途径来实现。

农村金融领域的增量改革、制度创新与规范化

本文从农村金融结构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农村金融领域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与发展战略,并且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制度特征、发展前景和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引导及规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基于费斯克“相关性标准”之考察

与学院派评价高雅文本时所推崇的那种批判的、审美的辨识力不同,费斯克提出了大众对文本的辨识标准,即相关性标准,强调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无论读者分属于多少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文本可以提供或至少有潜力提供相应的切入点。费斯克的观点具有开拓意义,它们标志着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以往注重文本分析转向注重大众文化实践。

历史与想象——对《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追问及其反思

美国著名清史学者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专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以其细腻的文笔,真实历史的剖析,逻辑的层层叠加,叙事的循循善诱,独具的学术思辨,娓娓道出了一个普遍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割辫子叫魂妖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如何一步一步在认知领域和帝国政治的双重压迫中被拖进历史罹难的漩。

论苏共亡党亡国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苏联解体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的成就,同时应对更加复杂的困难和挑战,不断增强忧患意识,不断与时俱进地调整内外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需要。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打击腐败,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三个问题:选择好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重要性;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理念;推进民主建设,把握和理解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