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会议综论

2015年8月28日至30日,为更好地推进阳明后学文献的系统整理,推动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推进会暨阳明后学研究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与会学者共同讨论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现状、编校的体例规范,并就阳明后学文献的专案编校、研究心得进行了交流,进一步协调推进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编纂整理工作。

闽中王门考略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虽有一卷专记“粤闽王门”,但却声称“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因此,所谓“粤闽王门”,其实只是“粤中王门”,闽中阳明学者,除了马明衡、郑善夫被言及外,几乎是空白,这与明代福建地区学术发展之实况并不相符。王阳明虽去过武夷山,甚至可能还在那里讲过学,但他的福建籍弟子却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因此泉州、福州地区应当是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该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且与广东的潮州地区比邻,而潮州地区乃是粤中王学较为繁盛的区域。所以本文认为,福泉地区之所以能成为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既与潮州王学乃至江门心学密切相关,又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联系。

王阳明的兵学术及武备策

本文论述的是兵学与心学、用兵与用心的关系问题。阳明认为"挥霍意"、"抗厉气"所带来的只能是"勇有余而智不足者"的匹夫之勇,若要真正做到智勇兼备,就非得仰赖本心良知不可。从根本上说,阳明是把人、人心、圣心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虽强调体用不二、内外合一,但在实际战事中却始终把本心、良知作为最终目的。亦因此,与破山中贼、兵学、武备之策、机数、成功等形而下的"用"和"术"相比,阳明更重视破心中贼、心学、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成圣等形而上的"体"和"道",这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军事家乃至军事战略家的根本之处。

“慎独而致吾之良知”——中年黄绾对王阳明良知学的一种阐释

黄绾系浙中王门的一位重要学者,嘉靖七年至嘉靖十二年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之职。嘉靖七年王阳明病逝之后,服膺阳明心学的黄绾,通过提携后学的方式极力宣讲良知学,维护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之教,从而使得良知本体所蕴含的"独知""慎独"的功夫路数得到充分地揭橥与阐发。"慎独而致吾之良知",则是中年黄绾对阳明良知学题中之义的一种阐释。

舜水学的意蕴与近世中日关系的反思

以朱舜水命名的"舜水学"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反映在舜水对先哲的思想传承上,主要还在于其传奇生涯、学问技能、师友关系、回传故土、中日交涉以及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舜水可谓近世最了解日本的中国士人之一,但其日本观也有局限性。与中国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日本研究者一样,舜水的日本观也有以中国为参照系的模式特征。因此,在舜水的日本观中,共同点仍明显多于不同点,中国色彩仍大大超出日本特色。除了文化观和日本观,舜水在其他思想文化领域其实并无太多原创性的东西。他虽然以实学、实用、实行著称于世,但在理论高度上却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大师们一比高下;他虽然也对明朝覆亡的原因做过总结、对未来的政治制度做过设计,但与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相比仍有相当距离。

黄绾与席书——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本文把正德四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之时,与之关系密切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归于"黔中王门"之中。同时,称王阳明为浙中王门学者黄绾与黔中王门学者席书在嘉靖三年结识的介绍人,进而考论黄绾与席书在嘉靖一朝"大礼议"前后的诸多交涉,藉此作为浙中王学与黔中王学互动的一个案例。

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

王家的衰落,从大环境说与阳明本人的封爵恤典及其学说的政治化倾向密切相关,从小环境说与王家内部成员的复杂关系以及阳明弟子的管理协调能力紧密相联,而最终牵涉到的则无非是财产分割、爵位世袭等各种利益纠葛。当时阳明的家人主要受到了内外两方面的压力和排挤。这些人的真正用意,就是企图逼走阳明的继母与亲弟,并使正亿"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从而达到"鱼肉其子弟"的目的。因此,对阳明的两个儿子来说,不惟胤子正亿是受害者,继子正宪也同样是受害者,只不过这一事实被阳明弟子们有意忽略罢了。

浙中王门与嘉靖“大礼议”事件——兼论黄宗明、黄绾的学术生平

目前学术界对浙中王门学者黄宗明的关注甚少,本文拟以黄宗明师从王阳明的前后经过,黄宗明与浙中王门另一学者黄绾,在嘉靖三年"大礼议"事件前后以及嘉靖十三年左右同任礼部侍郎期间,所发生的学术交游与共同参与的政事活动为主要线索,梳理浙中王门学者在嘉靖朝"大礼议"事件中的具体参与情况,进而对黄宗明、黄绾的生平学行与仕宦事迹进行考论。

王阳明与江西赣县

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逐渐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了破除人们心中的“贼”,以维护明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他努力设学兴教、授徒讲学,在南赣地区尤其是府治所在地赣县培养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门生尤其是江右学人。他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如《传习录》《大学古本》《中庸古本》《朱子晚年定论》等,最早都是在赣州刊行的,所以他在赣州的影响力相当广泛而深远,至今仍流传不衰。

王阳明史迹论考

阳明洞与天泉桥是王阳明思想成立与成熟的两个代表性场所，它们一个出现在阳明的早年，另一个出现在他的晚年，两处皆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阳明入“道”的象征。阳明与余姚、绍典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引起两地学者争论的问题。事实是：阳明十岁就已随父迁居山隐，此後有五次归姚，其中还有雨次重要的讲学活动，证明阳明不仅仍把余姚视为故乡，而且还将其作为重要的讲学教化之地。但如果说余姚是阳明的出生与讲学之处，那么绍典则可以说是阳明学的发生与成熟地。至于“守”字辈的命名舆排序，不馑锐明阳明祖辈在严守儒家道德规范上是无可挑剔的，而且表明阳明的妹妹也是严守妇道、颇有才华的，故其受到父亲王华及长兄阳明的爱也是理所当然的。而关于阳明结议日本人以及封阳明遗像的考证，则不仅说明阳明本人与日本人有遇多次直接或同接的接触，而且还使我们从阳明遗像的临摹、复裂及演变的过程中，看到了王阳明在中日人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