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标的促销功能及其法律意义

商标具有促销功能,人们通常所谓的区别功能、质量保障功能、广告功能等均为商标促销功能的组成部分或实现手段。商标促销功能通过符号形式以及商誉信息的功能得以实现。“促销功能说”有助于阐释商标的显著性,解释并完善商标权权能体系,诠释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促进知识产权法体系化建设。

论作品的独创性--以对作品概念的科学建构为分析起点

独创性分析的关键在于准确地界定作品概念。作品是一种具有精神功能的符号组合,由存量要素和增量要素构成,作品独创性的本质在于具备一定的增量要素。独创性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作品可版权性的条件在于具备表层独创性和中层独创性,深层独创性是判断作品可版权性的奢侈条件。除了判断作品可版权性以外,作品独创性分析还有助于判断特定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论证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

作品概念的科学建构及其在著作权法上的意义

作品概念之科学建构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持,需要考虑作品与商标、发明等其他知识产权对象之间的关系。从符号学、信息学和系统论的视角上看,作品是一种具有精神功能的符号组合,也是各种存量知识要素和增量知识要素有机构成的系统。科学建构作品概念有助于分析著作权法上的其他概念和制度,推动知识产权法体系化进程。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浙江应对邻避冲突的选择——风险沟通及其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吹响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号角。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在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其中后期，各种因工业项目和城市设施建设引发的“邻避冲突”会日渐增多。所谓“邻避冲突”（Not-In-My-Back-Yard），是指当地居民或者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因担心某些负外部性较强的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殡仪馆、大型化工项目等邻避型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所在地资产（房产）价值等带来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激发出强烈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

论商标显著性的层次及规律--以对商标概念的科学建构为分析起点

显著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商标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商标是一种具有实用销售功能的符号组合,具有符号形式和符号信息两个层次。商标显著性也随之分为表层显著性和深层显著性:其中,表层显著性与商标符号中蕴含的存量要素的量和质成反比;深层显著性与商标符号承载增量信息的能力成正比。只有同时具备表层显著性和深层显著性的符号组合才能够被注册为商标。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的区分及其在民法学上的意义

知识产权对象是各种知识,知识产权客体则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保障实现的知识功能,知识产权对象不同于知识产权客体。在知识产权法学领域中,对象、客体的区分有助于系统地界定作品、商标、发明等概念,有助于厘清各种知识产权之间的本质区别,阐释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对象的多重保护问题,判断知识产权成立及保护范围。在民法其他领域中,民事权利对象、客体区分的意义在于引入功能概念,统合民事法律制度,分析疑难问题。

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与政府治理

风险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以及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的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应增强其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转型。

乡镇的变迁和社会治安控制

肇始于八十年代的农村社区变迁在展示改革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治安日趋严峻的负面效应。本文即研究转型期乡镇社会治安控制问题，共分三部分：第一，剖析变迁前后乡镇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人员生活习惯、观念等，从中说明乡镇的变迁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探讨当前乡镇主要犯罪表现及其原因；第三，对转型期乡镇社会治安控制提出对策，认为乡镇社会治安，应采取专项整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针。

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一条——基于法学方法论的考量

立法目的是具体法条创制的基础,也是司法衡量的重要因素。《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第一条的立法目的条款既没有简明地描述、概括专利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充分体现专利法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同时还有一些政策性宣示的内容,应当予以适当的修改。

数智化形塑中个人信息权益的失衡风险与新平衡

随着席卷全球的数智化技术、网络、装置不断嵌入生活世界,基于自然人个人信息形成的信息权益关系,其主体、客体、情势全面地被数智化形塑。数智化形塑强化了网络平台,弱化了自然人,二者之间的契约安排已然无法确保信息权益的平衡,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人面临失能、失治、失控、失济四大风险。数智时代,需要法律正视数智化裹挟而来的影响,从信息权益新平衡出发,加强民事规范与制度构造,对处于弱势的自然人予以必要的赋权补强与护权保障。

图像:凝视场域的一种观察

阐释视域中的图像,作为生活世界的实在,关联特定的社会空间,如果脱离这一空间,图像阐释往往容易陷入残缺与失真。图像的凝视场域,包括绘者的凝视和观者的凝视,具有实在性、认知性和建构性。通过凝视场域,图像连通绘者外在的生活世界与其心灵空间的复杂关系,连通绘者与观者,承载着绘者心灵空间与观者心灵空间的交叠。将图像放置到其所在社会空间,进行切近、观察、思考,这是图像观察、图像阐释在方法上的回归,也是理解图像实在性、丰富性和发展性一种极为切近的路径和方法。

剽窃概念的界定及其私法责任研究

剽窃是一种混淆作品或作品中部分要素出处的行为。在著作权法上,剽窃与署名权联系在一起,剽窃行为的要害就在于不当署名。剽窃行为可能损害作者的私益,必然损害社会公益,因而需要被全部纳入到著作权法的规制范围。但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则需要考虑剽窃者的主观过错、剽窃后果等各种因素,予以灵活处置。只有这样,才能够遏制愈演愈烈的剽窃行为,又不致于引发文滥诉现象。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初步研究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其目标是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体制,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从而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加强了党对国家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制度上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系,在理论上开创了国家政体结构的新模式,体现了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为了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要做好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有机衔接、相互制衡,还要科学构建(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内部的"纪法衔接"程序机制:实行执纪与执法的事务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平滑的事务衔接程序,应当优先选择"纪法衔接"的"并行衔接"模式而非"先后衔接"模式。

现代反垄断法的发展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以企业合并控制为中心

反垄断法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已从国内竞争走向了国际竞争 ,随之 ,反垄断法把其规制的重心逐渐由国内经济集中转向了国际经济集中 ,由此引发了反垄断法内国控制日益弱化。

论法的本土性

法的本土性问题是讨论法传统现代化问题和法律移植问题的核心。本文在论述法具有本土属性的基础上 ,指出 :(1)法的本土性是法的内向性发展规律 ,对法的本土性的坚持就是坚持法制建设上的“中国特色” ;(2)法的本土性因素是一国法的个性的决定因素 ,对法的本土性因素的寻找和利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 ;(3)法的本土性命题并不否定我们借鉴、吸收域外法律制度的法制实践 ,相反 ,它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法律移植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构建中的几对关系及其呈现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号角。这一时间表的提出，也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一个极为紧迫的命题：到底应该建构怎样的指标体系去衡量法治政府建成与否。在笔者看来，破解这一命题的要害乃在于“形式”和“实质”的两大层面：就“形”的层面而言，是借鉴国外“社会指标运动”①、政府绩效评估等所取得的成果和国内深圳、湖北、上海等地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建构实践，在指标设计技术上精益求精，以此实现指标体系本身的科学精准和逻辑自洽。在“实”的层面，则是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完整内涵及其时空特征，并以此形塑法治政府具体评价指标的价值内核。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应是形式和实质的统一，技术面和价值面的糅合，两者不可偏废。

知识产权对象中存量知识、增量知识的区分及其功能

知识产权对象由存量知识和增量知识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存量知识不属于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而增量知识则是考量特定知识产权能否成立及其保护范围的首要因素。存量知识、增量知识的区分贯穿于知识产权授予和救济的全过程,广泛应用于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领域中,发挥着全面的指导作用。

抢注名人姓名商标的法律规制模式研究

以名人姓名申请商标注册的事例频频发生,而通过姓名权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不当得利制度以及商标法上的禁止性条款对此行为进行规制,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将名人的姓名符号注册为商标,有可能促进商品服务的销售。名人的姓名符号由此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成为一种财产权的对象。

论著作权保护的范围

著作权保护范围既是个案中认定是否侵权的关键,也涉及到著作权与其他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从功能分析角度上看,著作权法仅仅保障作品的精神功能得以实现。从要素分析角度上看,存量要素以及增量要素中的公共知识均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现行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和公共知识分析方法均难以有效地确定著作权保护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