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慈善组织在城市社会治理中的先导作用——丁丙《乐善录》与杭州善举联合体研究

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还曾超越慈善事业成为晚清城市社会治理的主体,代替政府完成了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的社会重建。其存在证明社会组织不仅对社会治理具有历史主动性,而且具备充分的社会再组织再建设能力,实际作为大于政府的单一作用。杭州善举联合体是晚清政府与社会共构共建的成果,是政府主动培育社会主体、积极公民发育成长并空前地实现社会价值的经典范例。这种政府权力委托或转移下的善治于中国今天的社会治理仍有很大借鉴意义,可提供较多有益的经验。

呕心沥血铸新篇——读李荫森主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

煌煌百余万言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是我省首部学术研究专业志，这部志书的编纂出版，填补了我省志书中的一个缺门。

专家学者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评审意见摘编

为了确保《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的质量，曾先后聘请74位专家、学者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对全志(主要是学术研究编)从以节或章为单元到以学科为单元，由个体到集体进行了两次评审和修改，1998年又对全志其他各编进行了评审，现将部分专家、学者评审意见摘编于下：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特色、问题与对策

与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的浙江民营经济 ,其发展特色是十分明显的 ,其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把握特色和分析问题基础上 ,本文提出浙江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战略的主旨在于整体提升 ,并从浙江民营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商品市场的拓展和要素市场的培育、人力资本的增进。

浙江文化:顺应外力促动的递嬗与原创提升

浙江文化自来具有"建德人"、河姆渡文化和越文化等底色,它们构成一条隐在的暗线;而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浙江就不断有外源性文化因素侵入,本域文化通过习得聚合含容外源性文化所确立的新文化如良渚文化、吴文化、南宋文化和启蒙文化等则始终占据主体地位,构成另一条显在的明线。二者共同形成浙江文化递嬗上升的螺旋结构。浙江文化善于将许多外源性因素转化为内源性因素进行集成创新,但在当代中国文化集成要素匮乏、西方文化面临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更应突破这种矩矱,以创意文化为核心进行原始创新。

浙江近代文化转型中的士绅蜕变——以丁丙为中心的丁氏家族考察

中国的绅士阶层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从等级职业结构中分解出来,突破传统的身份矩矱,在新的功能职业结构中转变为多角色的文化主体,以文化先觉或文化自觉主导社会变革,自身也取得更能表达情志、更充分可能的个人和社会实现。杭州丁氏家族以实业、藏书和慈善三大世业重建和改造社会,成为绅士阶层蜕变的典范,也构成浙江文化新世相的典型表征。

二十一世纪词学研究方法论刍议

方法论的变革意味着学术创新,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词学,方法论依然是一个首要命题。对于词学方法论的探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词学研究具体方法的"技艺"层面的探讨,还应当是基于词学的本质、前提、特征、径由等作出哲学层面的全面反思。本文择取词学方法论视域的几个点,着眼于词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追索词学"特殊性"的方法,分析在新世纪,词学生产力要素的变革使得词学成就超越前代成为可能,并关注到了未来词学方法论探索路径中所要处理好的几重关系。

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行政法治环境研究

建设“生活品质之城”是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指引下经营城市理念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但“生活品质之城”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来推动。就杭州城市自身而言，围绕“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命题，从行政法治化的视角，探讨在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行政权力运作方式以及公务员法律素质等行政法治环境各要素的作用和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近些年来，杭州市政府在法治化进程中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在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执法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加以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对策，无疑有利于加快杭州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以及“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目标的实现。

黑死病，谁之过？疾病的社会史之二

14世纪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也就是鼠疫席卷欧洲大陆，对社会生活造成极大的冲击。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从1348年至1350年的三年里，黑死病夺去欧洲30％～45％的人，全欧洲死去2500万人之多，不但人口锐减，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霍桑的愧疚 疾病的社会史之八

在今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东北，即濒临塞勒姆湾与波士顿相距仅2．6公里处，有一个叫塞勒姆（Salem）的，是英国在美洲的第一个殖民地，虽然它只是一个小镇，今日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因为它是大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故乡，不少爱好文学的人都渴望要以敬爱的心前来瞻仰他的遗址；

麻风：歧视和同情——疾病的社会史之三

现今，人们都知道，一旦染上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因而尽管志愿者和媒体一再呼吁关爱这些弱势群体，许多人仍然害怕与这类人接触，甚至十分歧视他们。但是在出现艾滋病之前，在所有的慢性传染病中，最可怕、最遭歧视的则莫过于麻风病和麻风病人。

患病之后：招魂、驱魔和顺势巫术疾病的社会史之五

人类学的任务是要对世界各不同民族的情况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和解释。这一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人类从“未开化”状态到“不文明”状态，最后到达“文明人”状态各阶段的文化演进。在人类的疾病中，除了一些因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疾病，如忧郁症、白血球过低症等，今天常见的许多病种都古已有之。那些“不文明”状态中的人是如何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呢？

“性解放”·同性恋·艾滋病——疾病的社会史之六

波及世界各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以1945年4月30日的希特勒自杀和5月8日的德军投降告结后，法、英、美、苏等胜利的同盟国取得了较长的和平发展的时日。在治疗战争创伤的同时，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政策的实施，生活水准的提高，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抬头，贪图享受的思想萌发。

皇族病：政治联姻的悲剧——疾病的社会史之四

在人们的想象中，国王为子女选择的婚姻定是最美满不过的：一个是年轻英俊的白马王子，一个是美丽绝伦的优雅公主；举国同贺，婚礼豪华，有各国的元首或要员参加；服装、住房、饮食、交通工具，应有尽有，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梅毒问题谈片——疾病的社会史之一

1494年9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des Ⅷ）原以为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illi，1469～1527）所形容的，可以像“‘拿着粉笔’就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据意大利”。但是刚进入那不勒斯，一种疾病就在他的士兵中间广泛流行：最初，他们觉得身上发痒，痒处微微发红，慢慢感到剧痛：后来患处逐渐变为硬结，变为讨厌的下疳、小脓疱、

“后城市化时代”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文化路向——以杭州市西湖区骆家庄为个案的研究

骆家庄因城市近郊村而成为城市化的先行者。在"后城市化时代"里,它非但没有"终结",而且重建成为活力充盈的新型生活共同体。此种现象说明,被时代卷入城市化进程的村庄,内部蕴含着传承、重生和绵延的巨大能量,非但不会轻易"终结",更可以有机更新式的重建而"成长";文化因其传承、凝聚、治理等多重功能,在共同体构建中具有凝聚精神内核、重构规则秩序、优化公共空间等多重效用;"人的城市化"具有丰富的内在结构层次,在物质生活层面不断实现"城市化"的同时,文化传统和精神层面的"城市化"绝非唯一方向,需要重视乡村文化反哺城市的功能,摈弃由乡而城的线性文化发展观,建设城乡互动、融合的新型文化形态,为构筑基层社会的价值认同提供坚实基础。

一项颇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读《长三角一体化理论新视角》

长三角是全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最富生机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目标的长三角一体化经济理论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丁丙及杭州丁氏家族家世考述

以丁丙为代表的杭州丁氏家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藏书、实业和慈善三大世业。丁氏家族自清初至民国世居杭州,成为较为纯粹的杭州世家。经过几代累续,形成家族世业传统,至丁丙、丁申达至高峰。丁氏世业的形成得缘于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家族存在的时地基础,家族文化传承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作用拓展了他们的眼界。丁氏家族的地域性集中繁衍和以地域为根据的事业创设是其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逻辑与进程:中国的实践

产业与城市发展源远流长,改革开放四十年,通过工业化城市化中国实现了产业与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表明,产业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城市发展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以产业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以城市发展引领产业发展,是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内在关联,产业与城市互动发展是城市化逻辑。四十年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发展阶段,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城市发展阶段,以地区经济发展为依托的都市与城市群发展阶段。同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呈现区域差异。总体上,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互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进,城市化特色鲜明,成就巨大。同时,城市发展中问题不少,城市化进程中困难众多,面向未来,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中,需要把握好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动态平衡。要加强体制创新与制度调适,使城市发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需要向城市建设与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使城市运营与管理凝聚更多的科技功能,让城市发展具有更强的时代性。

人口老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

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养老问题。关于养老特别是由谁来承担养老责任的的问题,世界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西方发达国家随着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福利国家的形成,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在养老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我国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养老模式一直是以家庭为主导。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能力的下降,老年群体问题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空巢"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因而越来越需要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统筹解决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