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之优化--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为例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自上而下开展内设机构改革,推行“捕诉一体”办案模式以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根据最高检和上级检察机关部署安排,于2019年7月全面推行“捕诉一体”办案模式。实践中,越城区检察院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从人员配置到案件分配的越城模式。经过一段时间运行,越城模式下“捕诉一体”办案优势初步显现,但也遇到一些问题。笔者拟从越城模式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着手,站在一线办案人员的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出路。

论径直对检察官办案组织考核制度——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探索实践为例

绩效考核,是一个普遍性难题。传统"大锅饭"式的考核模式存有天然弊端,往往"年底搞平衡、先进每年轮",考核的激励作用难以发挥;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后,难以适应"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新要求;再加上内设机构改革推行"大部制",业务部门人员大幅增加,使本就有所弱化的部门管理,在对干警进行考核时,更是难度加大。这些问题,都亟待"破冰"解决。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借鉴上个世纪70年代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取消对内设部门的考核,"分田到户",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式考核,既发挥员额检察官办案组织作为"微科室"、员额检察官作为"微科长"的作用,也激发员额检察官及其办案组织内每位成员的工作热情。

检察机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S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情况为样本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是行政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既解决了行政诉讼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程序空转问题,同时体现了实质法治的追求。检察机关应当围绕行政相对人的诉求进行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同时探索介入行政复议,与复议机关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完善消费纠纷处理制度的探讨

我国消费纠纷处理机制主要包括和解、调解、申诉、仲裁、诉讼五种方式。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非诉程序的可操作性不强以及和行政机构职能的繁复交错，使得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居高不下。通过设立小额消费纠纷仲裁庭和法庭，建立各机构联动平台等途径，可以有效减少维权消耗，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秩序。

数字检察视野下车辆保险诈骗类案办理与反思

在办理周某某等人车辆保险诈骗案过程中,浙江省绍兴市两级检察机关借力大数据挖掘保险诈骗团伙的犯罪问题,借助数字检察推动保险诈骗类案监督的展开,取得了较好的办案质效。但在数字检察视野下类案监督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人员缺乏数字化思维、利用数字资源展开调查的能力较弱,数据信息共享也存在一定壁垒,同时,类案监督社会治理也有一定阻力。为此,应在强化检察人员的数字化和类案监督思维的基础上,加强数字检察的各方工作联动,包括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和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建设。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进一步深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破除数字信息共享壁垒。要发挥延伸类案社会治理监督作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效果。

抵制“流氓软件”还网民一个清净的空间

网络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高效,也更为丰富多彩,但使用网络,同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烦恼。当我们登陆某些网站,会被迫自动安装某些软件;装载某个网络软件后,又会被无穷无尽的弹出广告所包围……这些以非法侵入、强迫使用,甚至蓄意破坏、窃取数据为特征的软件,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流氓软件"。通过对"流氓软件"的简介、危害性、如何防治以及如何打击这几个方面的阐述,以期让读者对该事物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作好防范工作,抵制"流氓软件"的入侵。

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工作

本期"学院之窗"栏目推出中国检察官杂志社主办的由第20期全国基层检察长轮训班部分学员和国家检察官学院部分教师参加的"三项重点工作"系列研讨之二—"社会管理创新与检察工作",希望能给他院一些借鉴和启示。

论检察官充当刑事和解调解人角色的理性思考

调解人角色的选择直接影响刑事和解模式。我国法学理论界强调由社区等民间组织承担刑事和解调解人,检察实践中却出现检察官直接调解、委托人民调解员调解和当事人自行和解等多元化模式。通过对世界各国刑事和解调解人角色定位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当前我国刑事和解的实证分析,检察官直接充当刑事和解调解人是一种理性选择。

刑事检察领域社会治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刑事检察促进社会治理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社会治理贯穿于刑事检察的全领域和全过程,当前对刑事检察工作推动社会治理还存在理念上的偏差,推进社会治理实践中也存在缺乏统筹、不善于推进协同治理、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创新办案机制、类案专项推动等机制构建,探索出完善刑事检察领域社会治理工作的新路径。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推进

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首先,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写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为该制度的进一步实施和运行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为制度价值的发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将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进一步落实职务序列、职级序列并完善相应的配套管理机制、强化检察官职业保障打好了基础,将进一步促进检察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提升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

运用“枫桥经验”降低刑事犯罪率

新时代“枫桥经验”主要内容是在开展社会治理中实行“五个坚持”,即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坚持“四防并举”(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坚持共建共享。抓小抓早、及时治理、防患于未然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义,检察机关应运用“枫桥经验”,结合时代背景和现阶段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贯彻预防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出一条有效降低刑事犯罪率的可行方案。

利用爬虫加粉软件“打劫”个人信息牟利如何适用法律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收集、分析技术和网络自媒体的快速兴起和发展,计算机网络犯罪也呈现出新的模式和特点。为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解决案件侦查和证据收集中的难题,统一法律适用,本刊遴选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行为人利用恶意程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牟利涉嫌犯罪的案件,邀请专家学者和办案单位代表对有关焦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

同种数行为被分别侦查起诉数罪并罚应如何救济

司法实践中,对同一犯罪主体实施的同种数行为,侦查机关本应并案侦查,因各种因素影响而被分别立案侦查,导致检察机关分别起诉、人民法院分别审判、行为人被数罪并罚。对此情况,司法机关应如何救济以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日前,本刊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共同邀请专家,结合典型案例,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检调对接”的理性思考

"检调对接"是检察机关在立足检察职能、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新名词。"检调对接"是"枫桥经验"在检察执法环节的创新和发展,两者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都有相互紧密的传承关系。"检调对接"在职能范围和模式选择上有其独自特点。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探析

非羁押性强制措施①对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减少不必要的关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以某区人民检察院2003--2010年受理的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的审前羁押情况、判决情况以及该院司法管辖区域内的某公安机关2003—2010年在办理普通刑事案件时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况为对象，做一些实证分析，

容留他人吸毒犯罪疑难案例的司法适用

本文案例启示：共同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的行为，容留人之间关系的不同、所处的场所的不同，处断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犯罪主观方面不及于间接故意，对该类犯罪的惩处应当从严，但也应设定一定的入罪和出罪标准：在入罪上可以设定容留的次数或其他情节，出罪上可以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非法租销“翻墙”软件的行为定性

[案情]犯罪嫌疑人吴某未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2013年4月至2017年6月,吴某在互联网上搭建VPN服务器,提供会员账号和VPN登录软件,并将VPN会员账号密码写在硬件路由器上,使用VPN登陆软件或修改过的路由器能够实现对境外网络内容的访问。吴某利用开设网店和网站等方式向一般用户出租或销售VPN登陆软件、VPN路由器硬件.

“断卡”行动中提供银行卡及关联行为的法律定性

一、基本案情2020 年5 月,丁某经人介绍后认识上家,上家向其表示"携带手机,提供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可赚钱"。丁某和其朋友在指定地点被上家分别带上不同车辆,又被蒙住眼睛,后车辆在市区转了几圈才至目的地。丁某下车后即被告知得对接下来行为保密,其在有所怀疑并犹豫之下,还是将自己银行卡提供给上家并按要求留在此地。

聚众卖淫嫖娼行为的定性及处理

聚众卖淫嫖娼行为的定性及处理钱昌夫当前，卖淫嫖娼活动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出现严重败坏社会风俗的聚众卖淫嫖娼一类的新情况。即多名嫖客和一名或多名卖淫妇女、一名嫖客和多名卖淫妇女以金钱或财物为交换条件，聚众进行性关系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１）具有交换性...

认罪认罚从宽后反悔上诉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从宽后又反悔上诉现象,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经收集数据发现,此现象主要集中在侵财类、人身伤害类罪名,主要原因是认罪认罚从宽性质告知不全面、事实透明度、自愿性保障欠缺等.实践中可以通过探索证据开示、保障认定事实、量刑优惠可视化、扩展协商空间、提高量刑能力等方式,减少认罪认罚从宽后反悔上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