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的耦合效应研究——兼论南宋的都市化与城镇化两种城市化

南宋时中国的手工业、农业逐渐为商业所主导,成为商品性经济;城市在商工经济推动下日益都市化,农村则在商农经济推动下趋向城镇化,出现大量镇市,构成初具规模的城镇体系。城乡均出现精明增长的态势。这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甚至也是明清时期有所不及的。南宋的重商主义成为全社会性的策略,可称之为社会重商主义。所谓社会重商主义,即在"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国家经济主体之上确认民间经济主体的社会主张。南宋经济政治体制变革最直接的后果,是城市经济由工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工经济模式,同时也使农村的小农经济或农商经济模式转换为商农经济模式。在商工经济与商农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南宋城乡形成了两个空间位置和性质均有所不同的经济圈,即城市商工经济圈与镇市商农经济圈。它们既相对独立发展,又互为市场,互动互生。商工经济圈与商农经济圈又是与城市的都市化和农村的城镇化相伴生的。由于城乡关系具有非对称性,南宋的都市化仍然主导着城市化,但镇市的城镇化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速度加快步伐,形成广泛兴盛的局面。

南宋临安的政教调和

宋代对宗教采取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各种宗教发展较为平衡。南宋临安是宗教重镇,因政教关系的调和和宗教的适度发展,使宗教在神道设教、祈禳除灾、心灵修为和学术更化等方面作为更大,对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发展文化都有积极的功效。南宋临安的宗教发展有显著的世俗化倾向,而南宋政权对宗教的控制也主要是推行世俗化管理。这种管理有改变宗教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沟通世间与出世间关系、规范教门管理的积极意义。

南宋四洪的思想和学术进退——宋代士人的别一种思想和政治生态

洪皓和洪适、洪遵、洪迈父子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内忧外患煎逼的特殊时期。他们不像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栻那样有系统的思想和学术建树,甚至没有比较固定的思想依从或渊源,却也抽取各家提炼治道思想,尤其是在事功学术方面颇多建树,事实上构成南宋时期的新杂家;他们没有像秦桧、王淮、张浚那样成为主要政治人物,却在种种进退之间实现本有的经略之志,并且较大程度地保全了自己;他们没有"中兴四将"那样的抗金作为,也不是"和议"派干将,但因时度势以"和战"两种策略应对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极可贵之处是始终秉持恒定的处世原则和价值标准,这就是孟子意义上的民本观念。

诗人之死

2010年1月20日黄昏,我在一瞬间成为一个痛哭的人。我的师父——影视制片人、诗人梁健死了,在取意《诗经》"安且吉兮"的他的故乡安吉因病早逝。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悲伤中。梁健迷棋恋酒,写诗多年,一直提倡诗与人的修炼合一,是个纯粹的真诗人。梁健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