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断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内容包括实现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它落实为构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基础与文化价值迥异于西方,因而其运行的"路径依赖"也异质于西方。这种"路径依赖"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在内容上与西方的异质性。这种"路径依赖"的必然性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精神匮缺民主传统,而不实行市场经济又难以构筑民主政治基础的现实。中国民众现代性素质薄弱,缺乏制度转型时的理性态度,而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权威需要合法性根据的现实,难以有效构建民主秩序。因而,民主治制的实际确立有赖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现实。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它的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同时也标示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面貌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其必然性内在于人类文化价值演进的辩证法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发展的逻辑演进的必然性共同呼唤的结果。在中国革命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解决民族与人民生存问题的利器,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难题。

“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的论析——从“生态学”到“生态伦理学”的必然性

20世纪前期的"生态学"界发生了关于"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理论的论战。论战双方在价值路向上的歧异说明,人类研究生态问题不能限于"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因此,它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寻求"实是"中的"是",并不能满足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而人类的生态利益乃人类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探源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因此只能植基于一门以"求善"为目的的人文科学。依据这种价值逻辑,"生态学"必然过渡至"生态伦理学"。

马克思“劳动实践生存论”及其导向的理论趋势──以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为证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生存论"是对西方传统"生存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当代理论超越,它具有"终极关怀"与"现实境遇"的双重视角。随着马克思对当代人类的主流生存模式──资本主义生存模式──的思考视角从"终极关怀"意义转向"现实境遇"意义,引发了马克思理论的全面创新。在马克思对其"剩余价值学说"的发展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创新,具体表现为:其一,对劳动价值论的修正;其二,对剩余价值来源的修正;其三,对资本家具有企业与社会双重角色的界定;其四,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因此其分配原则也包括某些"按资分配"。总之,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问题"的最后态度是:鉴于"剩余价值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必经阶段,每一个人在其中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不可避免的。

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人类中心主义”——新中国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

新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至"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心路。作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毛泽东在"大跃进"前后的生态意识是"向自然开战"──人作为绝对主体而征服自然、造福自身──的思想。它具体表现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多力量大"之发展生产力的构思;在认识论意义上,单向度的"积极平衡"之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价值论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类利益视角之"改天换地"精神。这种生态意识指导下的实践对新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促使毛泽东经过实践检验而扬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改择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具体反映在毛泽东的思维上:在本体论意义上,中国应该确立人口规模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协调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在认识论意义上,认知与实践要做到"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在价值观意义上,改造自然的活动应做到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双赢。毛泽东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新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为以后的生态文明思想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前提。

"平等"视角下的人权、民权与国权——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得失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是将现代性价值中的"平等"与中国近代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内容涵括:民生主义--"贫富均等"个人人权的表述;民权主义--民众公权与精英治权相平衡的构思;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平等的文化追求。三民主义对中国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又蕴含着无可规避的历史局限性。

青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心路探源

青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起点”由三股理论源泉汇聚而成。它们是:人类前途之展望———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大本大源”;个体生命之意义———精神个人主义;实践理性之真谛———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毛泽东据此构成了原初的社会主义心路:立基于社会主义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前提,肯定个人投身这一运动的终极关怀意义,然而又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曲折性,要求对实践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思维结构中,既隐藏着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潜势,也含纳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主观元素。为此,我们不能用绝对真理的标准来要求毛泽东。

简析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

自从生态问题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要问题以来，对生态文明的研究也成了世界性的显学。“生态伦理学”的创始者为美国的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他建构了“生态伦理学”的第一种范式——“大地伦理”。本文拟对其“大地伦理”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并略加评析。

“大地伦理”的意境及其逻辑走向——从“大地伦理”过渡至“大地美德”的必然性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的第一个形式,它的理论前提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意义取向植基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近代启蒙确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天赋权利";基本原则为"生态中心主义";据此,"大地伦理"成为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生态文明思想之一。然而,囿于"大地伦理"本根性的历史局限,它不可避免地生发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悖论;"无主体"的伦理责任悖论;"环境法西斯主义"悖论。在这种境遇中,"大地伦理"必须走向"大地美德",才能摆脱生态伦理学继续演进的困境,于是"环境美德伦理学"应运而生。

“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之再剖析——释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

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识,是对马克思剖析"支配自然"的价值观进行再剖析之后确立的。它认为,"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之理论理路内在于千百年来的人类理性,今天又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实践理路相契合,因此,它演化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质底乃顺理成章之事,而它的负向度功能也必然是根深蒂固的。鉴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可避免性,生态社会主义并不赞同反其道而行之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采用马克思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意识,并根据"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对"支配自然"的命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再解读。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意识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迪意义。

马克思“劳动实践生存论”及其导向的理论趋势

马克思的“劳动实践生存论”是对西方传统“生存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当代理论超越，它具有“终极关怀”与“现实境遇”的双重视角。随着马克思对当代人类的主流生存模式——资本主义生存模式——的思考视角从“终极关怀”意义转向“现实境遇”意义．引发了马克思理论的全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