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抑或谦抑: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限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案例为范本

法院审查行政法规范解释的介入限度应当是既能动,又不失谦抑。应从整体上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确立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权威。在审查行政法规范解释时,应首先确定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本身对解释是否有明确规定,并考察是否存在充分授权,对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其次区分解释的形式,从合理性等因素展开审查。

论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考察

在我国现行的成文法体系下,政策虽不是实定的法律渊源,但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来看,政策在司法裁判中获得了成长的土壤。特别是在私法领域,政策如何融入民事审判、在民事审判中如何作出政策取舍等问题都十分值得研究。

能动抑或谦抑：行政法规范解释的司法审查限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案例为范本

法院审查行政法规范解释的介入限度应当是既能动，又不失谦抑。应从整体上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确立法院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权威。在审查行政法规范解释时，首先应确定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本身对解释是否有明确规定，并考察是否存在充分授权，对解释进行合法性审查。其次区分解释的形式，从合理性等因素展开审查。

从司法案例筒见企业信用建设路径——以Q市法院2015年—2018年上半年审执案件为样本

我国企业信用问题，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问题。本文以浙江省Q市法院近四年来的司法案例为样本，对企业信用问题进行司法大数据统计分析，对问题成因进行客观查摆，并以Q市的司法探索实践为基础，在司法视域内对：企业信用建设路径进行实务性研究、探讨。

一个人走得很快 一群人走得更远 浙江衢州中院党建工作纪实

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有座18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衢州。在浙江省第一批革命老区县开化的辐射下,革命火种深深根植于此。厚植这片红色圣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开化县红色苏维埃政权设立裁判部到浙江省人民法院衢州分院,再到1985年正式建院,不断从奋斗历程中汲取力量源泉。

论情势变更制度与我国合同法体系之契合——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的适用为视角

所谓情势变更制度，通说认为，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当事人不可预见的事情的发生（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发生情势变更），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显失公平）时，则应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法理。

全面优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研究

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是国家公益保护法治体系中亟待改革的领域,也是刑民交叉公益诉讼案件的热点问题。它存在公益保护的范围显著窄于刑法的法益、起诉主体的组成与顺位的顶层设计明显的失当、管辖机制有待完善、惩罚性赔偿与罚金竞合适用不明,以及以司法解释替代修改《刑事诉讼法》等问题。根据《中共中央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完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等重要部署,从立法层面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家财产、集体财产”扩大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并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使之与刑法中的公共利益相对应;扩大起诉主体的范围并且优化各主体的起诉顺位,构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有序地推进国家公益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论法人犯罪的几个基本问题

新刑法确立法人犯罪是一大进步，但采用单位犯罪这一称谓是立法上的一大遗憾。概念的表述可以多种多样，但性质的揭示终归只能有一个。法人犯罪宜定义为法人或合法存在的非法人组织在决策机关意志的支配下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作者认为，法人犯罪的确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肯认了自然人地位的降低，一旦法人的整体行为被确认构成犯罪，法人成员即成了潜在的刑罚对象，经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后，责任人员则成了现实的刑罚对象，故在我国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两罚制，事实上只存在单罚制。

离婚诉讼中婚前按揭房屋归属与分割探析

按揭购房已经成为我国商品房买卖的最主要形式,对于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的按揭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夫妻个人财产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两种结论体现了婚姻法和物权法在夫妻财产关系衔接中的冲突,也体现了身份法和财产法对财产变动的不同理念。因此,如何认定婚前按揭房屋的归属,如何更合理地进行分割,已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也是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本文从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衔接角度提出婚前按揭房屋的权属认定属夫妻内部财产关系,应从支付首付款时间和首付款来源这两个标准来综合认定房屋权属,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贡献大小公平合理进行房屋分割,以达到平衡夫妻双方利益的结果。

银行最高额抵押物被查封的风险防控问题研究——以相关法律的“冲突”与适用为视角

最高额抵押制度因其高效、便捷的特点在银行担保融资业务中被广泛使用。最高额抵押所担保主债权不特定的属性也伴随着债权不确定的风险,法院查封最高额抵押物是债权确定的一种情形,司法实践中对关于债权何时确定的法律理解的不同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本文以两则案例为切入点,以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引出银行最高额抵押物被查封的风险防控问题,提出法律适用上应当坚持"主观说",并给出防控相关风险的一些建议。

网购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大力发展,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随之而来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和滥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垃圾短信、垃圾邮件对人们的骚扰无孔不入,个人信息被泄漏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现代社会诚信的缺失。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个人信息被泄露非常严重的网购领域出发,依托于电子商务法律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论述在信息化时代该如何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安全。

虚假诉讼视野下民间借贷案件证明标准的探究

民间借贷实为借款合同,理应和其他合同一样,受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规制,但把民间借贷案件普通化处理,会导致客观事实认定困难,借贷事实真伪不明,这为虚假诉提供了便利土壤。虚假诉讼频发,危害极大。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中合同相对性的坚持——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解析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即使存在多次转包、违法分包的情形,亦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理,有特别规定的情形才准许突破。文章以浙江衢州中院判决余贤明诉姚卫军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为例,从法律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具体解析。

串标大案的启示

招投标，即一个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建，招标人先规定好工程最高标价(暗价)，再由多名(至少3名)投标人前来投标，报出各自的应标价，应标价超过工程最高标价无效。招投标一般以低于工程最高标价的最低应标价中标。但由于目前招投标市场的经营不够规范，管理不够完善，尚有漏洞。

省思与开新:违法合同效力判别路径之考——裁判方法补给的视角

基于合同类纠纷在商事审判中所雄居的绝对"霸主"地位,合同效力判断问题应然成为商事实务法官之"第一要务",其中尤以违法合同效力判断者为甚。《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面世,虽尽显其尊崇私法之理念价值,然囿于其理论上的可责难性与逻辑上的强悖论性,难以真正有益于司法实务,由其衍生的"效力性规范"标准难以扛担违法合同效力判断之要职。相关标准之重构势在必然。本文在对《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进行学理检视和实证检讨的基础上,主张将"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之违反作为违法合同效力判断之终极标准。进而立足于裁判视域,从主、客观两个层面,为实务法官认知和判别"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方法补给和制度保障。本文倡扬,以"双方违法判别法"为基本进路,佐之以必要的程序规制,有益于"公序良俗"之正确发现。

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与对抗规则——兼析物权法解释(一)第六条

《物权法》第24条关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应采意思主义的规范模式,即当事人之间达成最终移转标的物所有权合意时发生物权变动,不以交付与登记为生效要件,而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物权法解释(一)第6条为《物权法》第24条中"善意第三人"的范围确定,提供了一种类型化分析的思路,排除转让人的债权人、人身损害债权人等,此处的善意第三人仅指善意取得物权的人。物权法解释(一)第6条增加"支付对价"的条件,不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是司法解释的技术性处理,避免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精神损害赔偿进入交强险立法及制度革新探析

一、问题的提 交强险是否覆盖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学界对此颇有争议，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否定论 部分学者认为交强险不应当保障精神损害赔偿，其主要理由有：第一，精神损害赔偿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惩罚致害人的性质，和交强险“对受害第三人予以及时、合理补偿”的立法宗旨有一定冲突，并且在现行侵权责任法体制下，精神损害抚慰金难以类型化和标准化；

权力监督视角下监察留置适用实务问题研究

本文在认定监察留置运行规则自洽性不足的基础上,以权力监督视角分析监察留置自我监督机制的固有局限,这主要体现在其主体自律性有待考证、中立性不足以及公信力不够。而构建外部监督机制尤其是检察监督具有正当性基础,符合法治要求,能有效制约监察留置的权力边界以及落实留置对象的基本权利保障。新时代背景下厘清监察留置自我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具体关系,有助于把握监察留置内外部监督机制的个性特征,形成协作共治的监察法治监督关系。

国家赔偿质证程序的适用与改造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非诉讼的决定程序,以书面审理为原则,质证程序为补充。不论适用何种方式审理,均离不开事实认定和对作为事实认定基石的证据的评判,但现行详细规定证据规则的质证程序规定,仅适用于通过质证程序审理的案件。一方面,适用质证程序有法定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书面审理缺乏证据规则指引,由此导致有规定也只能参照适用、即便参照也无法产生强制性法律效果的实践困境。本文提出渐进性推动国家赔偿审理方式的发展:一是在质证程序规定中增加授权性条款,准许书面审理的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质证程序规定中的举证时限、质证内容、认证规则等规定;二是整合现行司法解释,明确适用于书面审理、质证程序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三是推动国家赔偿审理方式的诉讼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