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

古代江南生态乌托邦及其实践

江南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孕育出了江南社会的生态乌托邦。为了将这个乌托邦变成现实,世世代代的江南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实践。在农业时代江南文化视野中,人的生命源于自然,又最终回归自然,生命的理想在于与大自然同生共荣,如"花里神仙"般美好。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就需要营造一个能够充分获得伟大自然力支持的"仙境"一样的家园。当城市化和工商业开始冲击人们的桃花源之梦时,一部分人借江湖平衡来自于城市文明的压力,另一部分人则开始了建造"城市山林"的实践探索。

黄宗羲与海昌讲会——清初梨洲之学在浙西播传的典例分析

清初浙东学派崛兴,黄宗羲晚年主持的两浙讲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昌讲会与重修证人、甬上讲会并称梨洲三大讲会,主要由海昌十五门人及许三礼、陈诜等人组成。海昌讲会传刘宗周蕺山之学,借鉴越中证人、宁波甬上讲学经验,以自由辩难、因势相导、创讲经会为基本讲学之法。讲习内容虽不离于"表显"蕺山之学、读书穷经,但因时地不同,亦自有特色:针对海昌门人长于文学,且大都是诸生或未进学者,昌言学问不可"分析",强调帖括误学;问学以穷经为本,留心疏注,不拘于经生章句;崇尚"实学"。海昌门人传梨洲之学,在经史、天文历算之学等方面各有成就,成为清初浙东学派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海昌讲会是明清易代后浙东之学向浙西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与意义。

黄宗羲与东莱之学

自南宋至清,浙学大兴,吕祖谦、黄宗羲皆一时大家。《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起例,手撰案语六十余条,详于朱、陆之学,略于东莱之学。迨清中叶朴学大盛,全祖望增补《东莱学案》,创出"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体系,可谓黄氏之功臣。尽管黄宗羲未及立《东莱学案》,但吕祖谦所开启浙学经史之统还是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黄宗羲主于经传、史籍互注互证,远承东莱孟学,所论"理气"尤为契合。东莱研易,摒弃"怪妄",疏远康节所谓"绝学",一以程颐《易传》为宗。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根本宗旨亦在此。吕、黄治史,博大兼采,经史并重,为有用之学,不沦于虚空。从主张经史不分来看,东莱之学确有超越南宋诸儒之处,黄宗羲俨然东莱正宗之传。所异者主要在于入手不同,各有专精,东莱重"揆理",黄氏重"兴废"。概而言之,从吕祖谦到黄宗羲,体现了浙学的历史源流与发展演变。

查慎行与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是清词史上第一大派,查慎行、查容、查昇等人为代表的海宁词人群构成其重要支流。慎行早承《花间》《草堂》馀绪,工填词之技。迨读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沿波讨源,追踪玉田、白石,成为浙派中坚词人。《馀波词》风格之变在浙派中具有典型的意义:重探朱彝尊"江湖载酒"词路,"清空"、"冷隽"之调日繁;入为文学侍从,词以应制颂圣,多不能佳,而寄托江湖野性之作得写心之妙;晚岁词阑入北宋,一半东坡馀音,一半玉田之调,将"清空"与"颓唐"较圆融地相结合,"清空"以传恨事,"颓唐"以写心迹,可视为一种创新尝试。与"浙西六家"相近,慎行擅长咏物,喜用典实,但皆自有特色。《馀波词》成就逊于朱彝尊,然不下于浙西其他五家。查慎行与海宁词人群对清词中兴与词史演变都有一定的意义,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小说家”视域下《说类》性质初探

叶向高编《说类》六十二卷在明清书目中被分别著录于子部的"杂家类"、"小说家类"和"类书类",这种三类互著的现象反映了其性质的复杂性。而其编排体例又模仿正宗类书。自"小说家"角度考察,它体现出较为浓郁的小说性:主体内容来源于说部之书;所辑材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选材旨趣偏嗜志异性。同时,其题材还蕴涵丰富的知识性。这种说部资料汇编作为晚明士人读书治学的一种副产品,客观上为小说资料整理拓展了路径。

《广博物志》小说性质探论

张华《博物志》及李石《续博物志》在历代目录中一般归入子部的'杂家类'或'小说家类',但同样作为《博物志》的续书,晚明董斯张撰《广博物志》却被《四库全书总目》改隶'类书类',这种定性对其后来的学术命运影响甚大。从《广博物志》采集文献的类属和性质看,主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是其所构建的博物知识体系含有很大的志异成分;二是辑入大量小说性质的作品,而尤以志怪小说为多;三是虚构性叙事作品数量占据了全书文本的主体部分。因此,《广博物志》比《博物志》体现出更加浓郁的小说性。这种特点与董斯张博学闳览、亲和稗官的学术取向有直接关联。

《明文海》：抒发遗民的黍离悲情

《明文海》辑纂清代康熙中期,对于表现晚明抗清志士英勇殉国的民族精神以及抨击清兵屠戮暴行的文章有所回避,多不能入选。但是,黄宗羲为了表达其遗民的气节和意志,改变策略,严夷夏之辨,而借宋喻明,借元刺清,选辑了大量明人论述宋相文天祥、宋厓山和宋遗民谢翱等人文章,曲折而隐晦地抒发其黍悲思。

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

龚自珍倡导"仁"、"和"、"平"等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名实"相符,以使政治生活的制度形式与实际需求相符合,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官员任用和行政管理,恢复或创立"宾法",注重传统社会"中产阶级"("士大夫")的培养以及"农宗"社会组织基础的构建。尽管龚自珍的政治改革思想还未摆脱君为政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范式,其政治改革方案却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并展现了其"情完貌全"的人本价值观和"穷变通久"的历史感,显示了其"苍生"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开启了晚清"改革"思想及实践的百年社会风潮。

论明代“世说体”小说之蜕变

与《世说新语》相较,明代"世说体"作品无论内在旨趣抑或外在体例,均发生了显著的蜕变。其编撰动机由娱乐转向了实用,其人物品题自审美移趣于博识,其题材选择突破志人畛域而兼志人、怪,其编纂体例从分类辑事旁涉类书博物。上述蜕变现象的发生,首要原因是时代风尚的变迁,其次是明代中叶后士人学风的转变。同时,明代"世说体"作品渔猎群籍、汇编成书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本体例面貌。

论“世说体”在明代说部资料整理中的文体建构功能

明代不仅涌现众多＂世说体＂小说,而且,＂世说体＂作为一种经典范式,还被广泛借用于当时多种类型说部资料的整理中,涉及史部与子部中诸多著作。诸如传记体小说、清言类小说、艳情小说、类书体小说集的编撰中,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世说新语》的自觉追摹。同时,许多丛书也竞相收录＂世说体＂作品。这种现象对小说文献的整理、小说文体的建构以及小说研究视野的拓展,均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