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现实和历史的召唤──1994年的浙江报告文学

面对涌动的现实，１９９４年浙江的报告文学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本文分别从长篇、中短篇报告文学，以及历史纪实文学出发，对浙江１９９４年的报告文学作了较全面的透视。

“纯文学”与文学的社会性

一在艺术史上,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或艺术流派的诞生,往往伴随着与原有诸艺术存在之间的辩护与反驳之争。后来者每每声称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艺术,此刻是所有那些僭越至今的冒牌货们让位的时候了;而先居者们则每每宣称那后来者不具备艺术的起码条件,根本就不能算艺术。这种论争最后又多以艺术“开放体系”来容纳诸方为结束。这种由互相拒斥起而以开放体系终的程序一遍又一遍地被重复着,贯穿着整个艺术史。文学史自难例外。从来的诗人作家与理论家批评家们多将自己心目中的某一特定文学理想、文学追求论证为文学的唯一本质。于是,“我希望文学中有此”就变成了“文学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一个特定文学主张的出台,常常伴随着阿基米德式惊喜的呼喊:我找到了!

论金庸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本文对金庸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作了探讨，认为：与巴赫金梳理出的欧洲文化中的狂欢因素相对应，金庸发展了中国文学中的谐谑传统，在《鸳鸯刀》《侠客行》等小说中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迭出新意；而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传达了中国文化中下层人物的复杂内涵，堪与阿Ｑ媲美，表现了生命说不清道不明的无限含义。正是由于这两个因素。

文化空间与文化资源转换——浙江绍兴水文化旅游发展刍议

文化与城市发展和旅游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化名城,并没有首都或中心城市的显要地位,但是仍然利用自己某些特有的因素来塑造一个整体的城市文化形象,拓展出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牌。浙江绍兴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江南著名的水乡,水是绍兴的文化灵魂之一。本文尝试从绍兴城市水文化资源的形成来探索一个城市背后的集体记忆,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然后,试述这种城市文化和社会认同,如何在现代的文化旅游产业中发挥作用,建立绍兴特有的文化形像和品牌。

文学中的肺病患者形象

有如乐曲中的三重奏演奏、演唱中的三件乐器或三个声部,在文学中,爱情、疾病、死亡三者也常常被作家应用来奏出一曲曲感人心弦的爱情悲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描写爱情的故事总要比别的内容多得多;而在爱情故事中,爱又终久不得所爱的悲剧,又总是要比大团圆的喜剧故事更吸引读者;这爱情悲剧的关键,就在于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在适当的时刻死去,这“某种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因病亡故。在这样的作品里,爱情是欢乐的、美丽的。

短篇小说:被重新确认的写作文体——1996年浙江短篇小说概述

１９９６年浙江省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可喜的势头，短篇小说的本位地位得到重新确认，小小说也卓有成绩。本文全面评述了１９９６年浙江的短篇小说，指出了其中的成绩，也指出了某些不足，对于全面了解浙江当代文学创作，有一定的意义。

从徐志摩研究检讨当代的思维模式

本文意在通过“徐志摩研究”这一个案剖析，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纯粹思维模式，作一反思检讨。徐志摩作为一直有争议的诗人，对他的研究，较典型地表现了当代批评界某种共同的痼疾，即“三段论”批评模式、一分为二两极分离对立与线性割裂的思维模式。这种普遍思维模式还不仅仅表现在文艺研究的领域。本文探寻了它所以形成的历史的、现实的以及中外文化交合的肇因。随着这位诗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遭遇，本文勾划了当代批评界观念变迁的轨迹，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逐渐疏离这种病态模式的某些可喜转变，并企盼民族心灵的完全康复。

晚清启蒙思潮与王国维非功利文学论

本文联系晚清启蒙思潮，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王国维的非功利文学论进行辩析。既考察其理论本身的得失、又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揭示其切中时弊的历史意义。

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论之一

一中国当代文学中“寻根文学”的出现,已引起创作界和理论界的强烈关注与纷纭论争。无可讳言,“寻根”只是一个比喻,在字斟句酌的推敲面前容有不够严谨之处,现有作品水平亦参差不齐。但相当人数的一群作家所见略同并迅速形成不小的声势,决非偶然。有人视为拉美文学“爆炸”在中国的余波,自不无道理。但文学史上任一稍具规模的现象都非单一原因使然。对于“寻根文学”这样的现象,不把它放在更大的系统中去考察。

城市的DNA: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现代运用

中国的城市是由自然城衍化而来的,传承了许多历史文化资源,其独特性足以对抗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一些现实问题。首先,要根据每个自然城的文化特征定义城市性格,然后在该定义之下规划城市,并将历史文化资源作合理的现代性转化。本文结合浙江的现实,从这三个方面对浙江城市文化的建设进行了总结和建议,以文化为核心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

摹仿的迷误:现代性的浪漫化

在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看来,欲望并非直线性地指向客体,而更多是对他者欲望的摹仿。藉此出发,基拉尔构建起一个以“摹仿”、“介体”概念为核心的欲望分析模式,通过分析伟大小说家笔下的人性和社会真实,将文学和社会历史政治的研究连接起来,把“摹仿的欲望”推衍至对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观察。在他看来,“欲望的介体”呈现了启蒙以来自由平等承诺下个体间欲望冲撞的必然处境;秉持自发自主欲望的幻觉,造就了现代社会在诸多层面上虚假不实的浪漫主义态度;摹仿性的欲望加剧了种种现代性的伦理困境。

无可奈何花落去──以文本为基点论王国维《人间词》

王国维“专作情语”的开拓而使一系列作品体现出一缕不同寻常的异质，求异出新而使词的出路与诗接轨出现词的诗化，“力争第一义”最终使词成为演绎哲理的符码。在取径唐五代、北宋小词的基础上希望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以实现作词的宏大理想，然而他在回归途中似乎愈走愈远，一小部分最能体现《人间词》西洋哲理特色的作品，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人间词》向五代、北宋的回归是失败的，王国维最终未能实现他恁高的创作祈愿。

穆时英的小说创作

中国的现代小说,如果说在二十年代是以“乡土文学”和“自我小说”为人们所瞩目,那么进入三十年代之后,最引人注意的便要算是都市题材的小说了。《子夜》和《骆驼祥子》等作品的出现,使文学史家欣喜地写下了“长篇小说的繁荣”这类词句,同样,这方面的短篇,史家们也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来。这一现象的产生并不偶然,是由三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决定的。因此。

人兽变形题材的文化内涵

人兽变形的题材贯彻古今,从上古的神话直到现代文学,原始人与古代、近代、现代的创作者都同样地喜爱并深入到这一十分神奇的题材领域。人兽变形说得上是一个文学原型,起源于初民时代原始人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与他们的图腾崇拜和动物崇拜直接有关。原始人的智力活动自有它不同于现代人的特有规律,其最重要。

创作行为:灵魂的探险

在提到“艺术”这个词的时候,不论指的是被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对象,还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有一点是肯定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社会现实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艺术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他就不可避免地要表现他的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总的观念,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不存在与社会生活全然无关的艺术和艺术创作。艺术家的生活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这些经验的广度和深度,都很大地关系到他的创作的内容和创作的成败。但是艺术家创作时,并不是被动地、不加选择地记录生活。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客观现实生活的审美意识的表现,虽然这意识不能不受到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民族、阶级等方面的限制,而艺术家的自我的个性的作用却是最值得注意的。正是这自我的个性。

整一性和多棱性的统一——唐代叙事诗的艺术结构初探

唐朝是封建制度在中国发展的高峰,唐诗则是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的一章。根植于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土壤的唐诗,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也包蕴着诗歌发展的内部必然的规律。本文试图挂一漏万地探索一下,在唐叙事诗里,它的艺术结构给后人提供了什么新的审美经验。唐叙事诗从总体来看,带有比其他民族诗作更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因此。

革命的侧面:丁玲创作与生平中的爱情家庭

丁玲创作中革命、爱情与家庭的主题结合是其显要特征,其中革命含有多重含义,既有五四精神,也有无政府思想,特别到了后期,还包含有更为复杂的左翼政治。这三个革命侧面同时共存,在丁玲创作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与强度存在,不但给丁玲爱情与家庭主题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的思想侧面、人物塑造与话语形式,也影响着丁玲本人的爱情、家庭、生活。

语文教学:本体与方法

语文教学改革是目前舆论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本体与方法两个基本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现行语文教科书体系的最大缺陷就是用一种道德化的东西遮蔽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直接的感性的把握，语文教学改革的最大关键，就是要破除这种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指导思想，回到语言文学这个本体上来。在教学方法上，要把语感的训练放在重要的位置，通过优秀文学作品的章陶，使学生对语言的表现力获得深刻的领悟。

《玉娇梨》《平山冷燕》考辨

(一)版本《玉娇梨》和《平山冷燕》是我国明末清初时期两部有代表性的才子佳人小说,在小说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两书的版本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原刻单行本、原刻丛书本、翻刻(单行与丛书)本这样三个系统。在现存的原刻单行本系统中,可以大连图书馆所藏二书的两种版本为代表。我认为。

棋道与人生——从《棋王》与《象棋的故事》的比较看中西人生观之异同

好诗不厌百回读,小说亦然。阿城的《棋王》,至今仍然吸引着读者的兴趣。这不仅因其故事的趣味横生,语言的凝炼传神,更是因为那股掩卷之后盘旋于胸久久不去的“象外之意”。作者自云不是在写知青而是在写人生,确是如此。《棋王》里最发人深思的,正是它所抒写的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