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以《论语》《孟子》《荀子》的“君子”所指为例

在《论语》《孟子》中,“君子”的具体所指并不统一,意义可分为若干类。到了《荀子》那里,君子基本上指兼具道德与才干两个方面素质,具有意义的确定性。由此可证,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了,这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当然,假如认为经验的“类”再“统”也是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类”的一般性不在普遍理性的范畴内,那么《荀子》的“君子”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以来基于理性的分析,是套用西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

都市消费社会的客观发生机制与文化生产

当代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消费社会也随之产生,为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技术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新的发展契机。信息化将传统社会存在的相对实体性、物态的方式,刚性的、稳态的社会形态,已经转变为趋向以非实体的、虚拟的方式存在,其社会形态是柔性的、易变的。信息化以全新的模式对传统社会的存在形态和消费观念进行清扫,为消费社会的来临铺平了道路。同时,都市依托其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与服务体系,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政策服务系统所形成的都市文化模式,为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的提升创造了一切可能的现实条件。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技术成为都市消费社会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机制性因素,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消费社会的成熟与否。

《唐摭言》的研究与利用

有关唐五代笔记《唐摭言》的研究,自清代起始受重视,刘毓崧、岑仲勉、余嘉锡等先贤作出了卓越的努力。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对《唐摭言》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已经具备基本成熟的条件。

论方勇的“新子学”理念——读《方山子文集》札记

方勇先生的《方山子文集》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2019年期间的著作,对于《庄子》学史及诸子学研究有继往开来的贡献。其中提出的“新子学”理念,是基于现时代文化思潮的宏观认识,属于思想范畴,并非哲学概念。他认为,将儒学视为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与正统失之偏狭,目前的思想任务应该是复兴子学以引领国学主潮。而当务之急,尤在于摆脱传统的、西学的研究模式,从当下的问题需要出发,重视会通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唐摭言》本事嬗变考

唐五代人王定保所撰科举专书《唐摭言》向以记录唐代科举资料丰富著称,史料性强,学术价值高。但作为一种文人笔记,其中也掺入了许多当代人物的奇闻轶事,部分内容是对之前作品相关内容的借鉴和改编,同时也为后代小说家改编、充实和虚构,为元杂剧、明拟话本等提供了较丰富的题材。

理工科类大学《论语》教学的目标设置和内容规划

21世纪以来,不少理工科类大学开设了《论语》教学的课程,其中有关目标设置、内容规划等问题各有考虑。浙江科技学院的纳入人文类通识必修课程体系的"《论语》导读"课程,即是模式之一。该课程以培养兼有道德修养和生活理性的君子素质为目标,分"文雅"、"博学"、"才艺"、"礼仪"、"友情"、"孝敬"、"敬事"、"为政"、"省思"、"忠信"、"仁爱"、"道德"十二讲。每一讲中,又分"语录注释"、"内容简介"、"意义阐释"、"参阅材料"和"思考练习"五部分,以使学生既记诵原典,又能有现代性的理解。教学过程中,遵循由浅入深、学生参与、联系社会、思想比较的原则。

《论衡·问孔》的误读及其意义

王充在《论衡·问孔》篇中批评了孔子思想,指出《论语》有"不知难问""意沉难见""上下多相违"等问题。其实,这是不明《论语》原始语录体特征而造成的误读。在原始语录体中,语录意义是由句义加上具体语境和涉及的特定对象才形成的。其原本只对于话语涉及的对象有意义,而且为在场者所知,记述时自然可以作省略处理。所谓"难见""相违"的问题,在进入语录产生的场景后并不存在。不过,这种误读中所呈现的逻辑性、系统性的思想方式意义巨大,对于大一统经学的批判精神也极为可赞。

《五论“新子学”》笔谈

《汉书·译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诸子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所勾勒的子学图景影响了古人对子学的基本印象,在当代,它已然暴露了许多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它,毕竟刻意忽视传统而希望另起炉灶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对于《汉志》这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们必须正视它、审视它、反思它,进而超越它。关于《汉志》的批判性思考自近代以来成果迭出,近年兴起的以“全面复兴诸子学”为目标的“新子学”研究在这方面又有许多实质推进,如近期方勇教授发表的《五论“新子学”》围绕《汉志》对子学原貌的掩盖、割裂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引发了学界讨论的声音。故本刊邀请该领域的部分专家就“新子学”与《汉志》的问题各抒高见,以飨读者。欧明俊教授《经学与子学关系论之我见:方勇先生〈五论“新子学”〉读后》一文宏观地把握了古今经、子之学的升降之势,倡导子学与经学在当今实现平等理性对话,认为应反思“尊经卑子”传统观念,同时又要警惕子学消解经学的倾向,警惕另一种“话语霸权”,其持论可谓审慎中和。张涅教授《“新子学”应翻过〈汉志〉这座山》认可《汉志》文献学地位,但反对以此作为价值判断及思想划分的绝对标准,认为“新子学”继承了胡适开创的子学研究传统,其对《汉志》的反思符合子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见解颇为通透深入。杨玲教授《〈汉书·艺文志〉的局限与子学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则在反思《汉志》的基础上,主张“经子一体”的观念,并列举实例说明了各家间思想的相通性,进一步伸张了“新子学”关于子学整体性的诉求,其论述理据充分,是“新子学”理念在研究上的宝贵实践。李华副教授《由“经尊子卑”到“经先子后”的回归及其文化意义》反思了《汉志》关于“经尊子卑”的价值设定,认为“新子学”中“经先子后”的提法是基于时间顺序,更为合理客观,同时又指出《汉志》仍是溯源诸子学原貌的必由途径,“新子学”研究绝不能放松对《汉志》的探讨,其关于“新子学”与《汉志》的思考颇为辩证,给人以新的启迪。陈志平教授《后〈汉书·艺文志〉时代的“新子学”》提出了“一代有一代子学观”的命题,认为《汉志》只是反映了汉人的子学观,“新子学”则代表了当代人对周、秦子学真相的探寻,而这种探索仍要坚持以书目文献为基础,这种观点立足于对历朝子学观及子部编订工作的细致梳理,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历史,继而更客观地认识当今“新子学”在子学发展脉络中的价值与地位。袁朗博士《〈汉书·艺文志〉对典籍的结构化过程》一文分析了《汉志》对诸子各家的思想归类、价值排序及源头追溯等操作之间的前后逻辑关联,反思了《汉志》对诸子典籍的结构化处理方式,并认为“新子学”应该在结构化方面进行新的探讨,此说颇有新意,以“结构化”来概括《汉志》关于诸子典籍的整理工作很准确、很传神,“结构化”也很可能成为“新子学”日后新的理论增长点。诸篇文章针对经子关系、家派划分、典籍整理、子学研究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观点多样,立场鲜明,相信这将为“新子学”对《汉志》的反思开辟更多的空间。

和刻明本《增订王昌龄诗集》平质

日本京都大学现藏和刻明万历间许自昌校《王昌龄诗集》本,是以现存明本为底本,以《唐诗品汇》等明本参校,并予以辑补部分佚诗而成。数量上多于明当代本,而体例又迥异于《全唐诗》王昌龄集。从版本学上来看,此本可以作为通行明本向《全唐诗》本的过渡本。

从城市史看杭州城市文化的发展

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杭州的城市文明,推动了城市经济各方面的繁荣,并催生出以西湖游赏为独特内涵的城市审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社会政治的变革与经济的进步是推动杭州城市文化兴盛的根本基础,外来移民及其文化则加速了杭州城市文化的重组与变革,创造了新的城市文化精神。历代杭州城市建设,在极大改变了城市外观和空间格局的同时,有效适应了当时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城市区域内部职能的分化,使杭州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面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

《唐摭言》的编纂思想

《唐摭言》的编纂条理有欠规整,曾受过岑仲勉和李慈铭等人批评,编纂思想也未予述明。但从分布于各卷后的论赞和部分条目下的简短评议中,以及对相关人事评骘的语气上看,其编纂是有着明显的思想倾向。大致来说,主要为二:一是对进士科地位的高度重视;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鄙薄士风、惩戒未来的教育作用。

《唐摭言》编纂体例析论

唐五代笔记《唐摭言》专述有唐一代科举之人事,内容驳杂琐细。通过对是书文本的解读,我们认为,王定保在《唐摭言》的编纂过程中,经过缜密思考,慎重分类,形成了类似主题的笔记作品的编纂体例范式。

失范的心灵秩序:魏晋士人的意志自由与欲望审美

魏晋风度不仅仅作为人的自觉而载入文学史,如果结合儒家思想认同危机和社会整合功能失效去分析,那么魏晋风度实际上是作为社会控制结构功能的调适或者说反馈来生效的。这种调适依然是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和道家思想的互补结构以及当时外来佛家思想的冲击之下整合的结果。其具体特征就是传统知识阶层的意志自由和欲望审美。儒家传统整合功能的危机应对机制的适时运作导致了"三教合一",最终影响了中国文化主体的演化与变迁。

《唐摭言》的科举礼仪文献价值

有关唐代科举中的礼仪活动记载很少,《唐摭言》卷三却系统全面地进行了丰富的记录,不仅在唐代类似文献中以真实、独特和细致的特点,丰富了唐代科举文献的内容,也为我们深化唐代科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孙子兵法》的理性特质及其思想史地位

《孙子兵法》是一部对统帅和将军两类对象而言的军事著作,分别关于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十三篇都围绕着“利”而展开,从现代的视角看,是一种基于经验性认识的功利理性主义。其与《论语》一起开启了战国诸子思潮,功利理性的精神与《论语》提供的道德信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质。

爱的诗性书写与传唱:西湖竹枝词中的爱情颂歌研究

自杨维桢倡导西湖竹枝词创作开始,爱情主题就成为看西湖竹枝词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女子对负心汉的抱怨、双峰意象及甜蜜爱情则是这一主题的具体表现。爱情主题盛行的重要原因是江南诗性精神对西湖竹枝词创作的影响。

略述民國時期的新子學研究

中國的思想史,以晚周和民國時期最為燦爛,這是歷史文化大轉折的要求使然。晚周的思想,即諸子的思想,其誕生與該時代士人有充分表達和實踐的可能性有關,也是殷周以來'天道'落實於'人道'後的思想發展的表現,可謂'人道'的具體展開。從《莊子·天下》開始,諸子的思想就被重視和研究,《天下》篇説'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先秦諸子思潮的開端

先秦思想的萌芽,大概與中國文化的起源同時發生。在發掘出的甲骨文、鐘鼎文中,就有大量敬畏'天'、'帝'的表達。至於《詩經》、《尚書》、《春秋》等文獻,人文的意義已經極為濃烈。但是,講先秦諸子思潮的開端,則時期當定在春秋末無疑,因為這一階段誕生了有系統思想的士人,他們的著作經過其弟子後學的整理傳承也留存至今。

“新子學”的意義可能——基於百年來學術與文化思潮發展的認識

近十年來,“新子學”理念在學術界産生了較大影響。它認爲目前應該通過復興諸子學來引領國學主潮,並參與到新文化的建設中去,而重點尤在於擺脱百年來的西學模式,從當下的問題出發,重視會通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這個認識顯然在指示諸子學研究的轉向,與“新文化”運動、“古史辨”討論一脉相承。“新文化”運動通過語言革命,以白話文及新文學傳播新思想,批判專制政治和舊道德文化,提倡個性解放。“古史辨”學派則指出舊道德思想體系及其偶像都是“層累地造成的”,摧毁了專制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隨後現代諸子學企圖重建中國思想的體系,“新子學”在加以繼承的同時又指出要揚棄其中的西學路徑,倡導新的範式。表面上看,這是由語言文學到歷史、再到哲學的學術範疇的轉移;而實質上,是從針對現實問題,到揭示歷史根源,再到重建思想系統的一步步深化,是中國文化思想在西學衝擊下的不斷自覺和發展。由此可知“新子學”的意義所在。

韓非學派由“法”到“術”的思想進程

《韓非子》是韓非學派的思想論集。其五十五篇中,有的以“法”爲綱領,有的以“術”爲核心,另有兼述綴合和資料彙集性的。以“法”爲綱領的,講國家本位、法規至上和組織控制;以“術”爲核心的,講君王本位、權術至要以及人事監督:兩者的思想目的和政治策略各有不同。把《韓非子》放到先秦政治思想發展史中去認識,可知韓非學派的思想重點有一個由“法”到“術”的邏1進程。這樣基於流變性視角的認識,似更可能理解韓非學派的思想特質,以免出現囿於局部而以偏概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