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督办:中国式行政督查制度

为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安全治理形势,发轫于社会治安治理而后被推广至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领域的挂牌督办制度,将中国特色的督查机制创造性融入复杂的治理场景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成为近年来被频繁使用和研究的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挂牌督办所蕴含的政治压力、社会压力和时间压力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能,促使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督办客体迅即强化其政治执行力、组织协同力和社会回应力,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央政策目标、提升安全治理效能。同时,我们应秉持理性科学的态度客观评估挂牌督办的治理绩效,在厘清其效能边界的基础上,以更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清晰识别其运行的底层逻辑,为确保挂牌督办制度始终发挥正向功能提供对策参考。

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构建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数字革命需要政府从科层体制转变为全新的组织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外,实现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通过推进机制去主动构建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及组织人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背后,浙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这一推进机制的发展脉络是逐渐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制度化协同推进,形成了涵盖法制保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跨部门在线协同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正式制度与管理机制,从而使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紧密协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

公民身份、公民社会与公共秩序——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分析框架和政策维度

公民身份的探讨是政治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起源于古希腊,盛行于当代的公民身份理论,为我们反思和研究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形塑公民身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公民身份的建构在逻辑上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公共秩序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选择目标。

论行政主导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

一、问题：社会管理与政府角色 农村的和谐稳定,离不开有效的社会管理。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政府的介入是必须的。但不同时空的农村社会,政府角色和对农村的介入程度是不同的。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赖于政府与社会自身角色的合理分工和密切合作。

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困局的项目制路径--基于浙江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政策的研究

如何以项目制破解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值得探讨。对浙江省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政策的研究表明,借助项目制撬动的公立医院托管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和资源紧缺的问题。该项目的实施既不等同于商业项目的平行双向合作,也超越了传统政府项目制“多线动员”“跨级整合”的政策逻辑,通过“多维动员”“外部统包”“内部分层”一系列机制,特别是借助“嵌入式的治理结构”“捆绑式的人事政策”,在组织的“治理层”“技术层”分别投入“科层化变量”“专业化变量”,回应了多重“发包—承包”关系的协调困境与绩效控制难题。当然,要实现项目功能的彻底释放,仍依赖于对科层化与专业化、市场化逻辑之间张力以及科层制内部权责关系失调等问题的充分回应。这可能导向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为地方行动者自主性的调节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公共服务视角下的流动人口文化融合——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宁波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其中,如何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重要举措。宁波市作为浙江省重要的港口工业城市,由于工业化、出口贸易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由2000年的75万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475万。流动人口规模的迅猛扩大,

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领域化运作的逻辑——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分析

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如何运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提出“领域化运作”的概念阐释数字政府运作逻辑的倾向,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愈来愈按照模块化或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决策与行动的策略和方式,以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表现为行动模式由条条分割到块块融合、组织关系由线性联系到交互网络、功能价值由追求部门绩效到整体效能等。“领域化运作”倾向是对传统科层组织部门化运作的超越,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回应,但也面临着科层体制惯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技术简约与现实复杂之间张力的束缚。领域化运作逻辑拓展了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资源依赖理论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组织取得快速发展。民间组织与政府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互补作用。本文运用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考察浙江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机制。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目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非平衡依赖关系,并提出构建未来政府与民间组织基于公民公共服务的互动关系。

复合治理下的国家主导与社会自主——社会管理及其制度创新

"国家主导社会自主"的复合治理模式,应当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内在映照着"强国家-强社会-强公民"的治理格局。国家主导从根本上讲是指国家对于制度供应的优先性,也是这种模式得以获得其合法空间的前提。社会自主,从根本上讲是指社会对自身领域内的社会事务进行自我裁量的权利,其目标在于自发秩序的生成及其扩展。而公民增权,不仅仅是指公民权利的获取与确认,更指公民权能的提升与巩固。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性之比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但是这两种组织在提供这些物品和服务时遵循的是不同的作用机制 ,本文从垄断性、强制性、灵活性、契约、目标导向、资源来源等 6个方面 ,对二者的公共性进行比较。并从合作、冲突、分立三个方面 ,对这两种组织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的相互关系进行概括。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政府、村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角色

农村公共事务,是在政府、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作用的网络中展开的。本文从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出发,反思我们应当在何种意义上思考这三种组织的作用。政府虽然在家庭联产承包以后改变了在农村的治理角色,但农村的公共事务依然需要政府提供制度、理念和资金支持。只是这种支持应当以提高地方治理能力为出发点。村级组织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监督下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角色。但缺乏积极性推动公共事务治理的进程,在动员村民方面也能力不足。农村社会组织也慢慢被关注,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是政府、村政权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共同努力的过程。

浙江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分析

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与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资源紧缺并存是多年来束缚地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的"亚历山大绳结"。为破解医改难题,浙江在实施"双下沉、两提升"工程和高水平医联体、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基础上,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以"用户体验"牵引资源整合,"撬动"相应组织流程、制度的再造和区域分工协作体系的重塑,带来了一场深层次、系统性变革。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需厘定与标准化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件事",从"用户视角"打破资源流通壁垒,推动医疗服务的"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并打造更完善的配套制度与政策环境。

地方政府如何吸引人才?——基于政策营销视角的混合研究

地方政府围绕人才资源展开竞争已成为理论研讨焦点。既有研究关注到了政策营销对于“竞争人才”的重要意义,但尚未对营销效果发挥的作用机理展开深入分析。对此,从营销人员特征切入,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二十多年的浙江为调查场域,依托扎根理论研究和结构方程模型展开的混合研究表明:营销人员特征对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感知在营销人员特征与人才政策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政策获取意愿在营销人员特征与利益感知的关系中、利益感知与人才政策价值营销效果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一结论可为政策营销工具在人才政策领域的运用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地方政府利用营销人员自身优势激发政策受众的自我意识,继而提高人才政策效应。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改进我国行政监察的制度借鉴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盛,发展十分迅速。与西方其他监察制度相比,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监察机制的不足。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既有一定的优势,也有职能交叉、权威缺失等明显劣势,应当在改革和创新中借鉴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权利救济机制的创新——与其他救济机制的比较分析

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具有自身特征,在世界上发展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是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是权利救济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对传统救济机制的超越、创新和必要、有益的补充。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现实国情,通过行政监察专员制度拓宽权利救济渠道,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救济需求,发展和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选择。

从“有准备的社区”到“有准备的城市”——对杭州市上城区公共安全治理经验的考察

打造"有准备的社区"是推进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常态化建设的一种可能的理论方案,而以社区平台、政府主导和网络覆盖为显著特征的杭州市上城区公共安全治理经验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式的"有准备的社区",成为打造"有准备的城市"的一种有益探索。当然,与中国的许多地方实践一样,上城经验尚没有彻底跨越常态化防控体系建设的深层障碍。为回应未来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强化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保持官僚组织的持续创新,理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

浙江省各级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演进

本文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浙江省各级政府在不同阶段所推出的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客观的历史性的描述,以期给人们对浙江民营经济成长和发展背后的政府角色和作用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行政监督:建构责任政府的监督机制和制衡力量

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高效廉洁的基本保障。要建构责任政府,必须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做保障,即要实行良好的行政监督。这是因为行政监督的功能决定了行政监督对政府机关及其人员的行政行为起着良好的监督制约作用,能够促使政府行政责任的实现。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中存在很多问题,这就需要更好地完善行政监督体制,进而促进责任政府的建构。

事业单位改革与地方治理——浙江省事业单位改革及其启示

浙江省事业单位改革在全国起步较早,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从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地方治理的视角,以浙江事业单位的改革为背景,在实践层面上分析了浙江省事业单位改革的现状与经验,并探讨了事业单位改革与地方治理模式变革的关系及意义,以期对各地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一定的启示。

派出机构对监察机关负责:行政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写在《行政监察法》修正案通过之际

《行政监察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派出机构对监察机关负责,不再实行双重领导体制,这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理性选择。这项规定不仅使派出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乃至整个行政监察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还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为了使这一改革取得预期成效,还必须建立配套的保障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