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化断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内容包括实现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它落实为构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基础与文化价值迥异于西方,因而其运行的"路径依赖"也异质于西方。这种"路径依赖"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在内容上与西方的异质性。这种"路径依赖"的必然性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精神匮缺民主传统,而不实行市场经济又难以构筑民主政治基础的现实。中国民众现代性素质薄弱,缺乏制度转型时的理性态度,而领导民主政治建设的权威需要合法性根据的现实,难以有效构建民主秩序。因而,民主治制的实际确立有赖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现实。

析新中国的生态文明之理路——从毛泽东时期到胡锦涛时期

新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路发轫于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慧识的结合,沿循毛泽东时期的"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邓小平时期的"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江泽民时期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路演进。它体现着现代中国对生态文明的规律性解读之日益深化,并昭示了生态文明理路的合国情演进之必然性。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

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合法性辩护,唤起被统治者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但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功能是有限度的,政治合法性具有一定的由政治秩序本身决定的不依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规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不能违背政治统治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同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还必须同其它合法性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建构合法性的政治实践中滥用意识形态,往往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合法性危机,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建设生态文明与克服消费主义

"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的根本旨趣在于保护人民的生态人权。政府据此而进行的"生态社会建设"之民生工程具有重大意义,但其质底上只是"治标"工作,因为政府行为只是"生态社会建设"的"外因"。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他们是生态资源和产品的直接生产消费主体和废弃物的排放主体,因此,只有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的"生态社会建设"才是"内因",才具有"治本"的意义。而既然人民群众是"生态社会建设"的主体,就要求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扮演角色和承担责任;在社会公众所应承担的责任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克服国人在工业文明时期养成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是社会领域中反生态文明的质底因素,不克服这种生活模式,生态文明就不能在根本上取代工业文明。据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克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文章据此分析了"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具体成因及其危害,并提出了克服"消费主义"的"解构"性对策与"建构"性对策。

“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位--析“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质底差异

"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质底差异乃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生态危机的成因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建立在现代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从而导致了生态危机。据此,它要求解构人的主体性。而"生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主体性地位,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在生态危机的本质界定上,"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现代的理性主义导致了生态伦理异化,诞生了反生态的科学技术,这是生态危机的本质,据此,它对科技发展取敌视态度。而"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与异化消费的生存模式。因此,人类不应反对科技进步,只应批判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运用及其造成的异化生存模式。第三,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要求根据"生物圈平等主义"来使人类回到前现代的服从自然的生活模式。而"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以克服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发展生产力和增长经济,只是这种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因而,它将是有利于生态的。"①依据以上学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所需吸收的主要文化素养应是"生态社会主义",而非"生态中心主义"。

分立的知识与自由的秩序——哈耶克对计划体制的批判

基于知识论、哲学认识论而不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分析、否定计划体制,是哈耶克批判计划体制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所在。哈耶克从知识存在的分立性特点及其知识分类学入手,从逻辑上论证了计划体制的不可能性,进而根据其扩展秩序的理论分析了全盘设计、规划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理性主义在知识论上的独断论倾向,以及计划体制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严重后果。

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性双重超越

科学发展观有效地解决了人类历史上"科学"与"人文"关系的难题,因此是对中国传统语境中的"科学观"与西方传统语境中的"科学观"的双重超越。就前者而言,它克服了中国传统科学观中"以人文涵纳科学"或"以科学涵纳人文"的两大极端,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互补并进的统一体。就后者而言,它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扬弃了以"役自然"为向度的"发展主义";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昭揭出西方的"科学意识形态"之不合理性;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高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理想,从而成为克服"单向度人"生活方式的精神利器。

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以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

生态社会主义乃马克思主义实现生态学转向的当代主流理论之一。它立足于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背景,思考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生态问题。据此,它必然发展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有的创见。本文以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深入剖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处。它主要表现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创新理论对中国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迪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的中国立场解读

中国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立场源发于:对世界文明多元化事实的首肯;对人类本质一致性构成文明交流的必然性的认知;对平等对话解决全球化问题的价值赞同。而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在全球化运动中,各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实现文明交流。

“生产的自然条件”与生产力发展的二重性——析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之生态文明视角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具有双重视角。唯物史观所谓的"生产力标准",是立足于工业文明的视角,在不考虑"生产的自然条件"前提下而得出的价值观;因此,它尽管赋有"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地位,毕竟只能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存在。而在对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研究中,马克思立足于后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视角,创立了"生产的自然条件"范畴,并据此界定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意义:生产力能否实现与"生产的自然条件"之良性结合。这就为人类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转型为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指明了路向。

社会主义信仰及其存在合理性探讨

涵泳于马克思笔触的与资本主义质底殊异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作为理想模式存在的未来社会构思,它从"终极关怀"的意境感召人类超越现实局限而追求未来理想,因此可被看作是一种无神论信仰。这种信仰的理论基石是人的社会化本质,正是在"人应当拥有与自身本质相配称的社会"的意境中,马克思界定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与共产主义社会同义)的未来理想社会。这种社会主义信仰对我们今天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批判性、导向性、意识形态性三大功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天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并非马克思原意的后资本时代的社会主义,而是立足于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因此,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切发展战略都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

从科学技术批判到生产方式批判——析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

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从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运用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反生态性,并据此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决对策。这主要包括: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对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试析“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创新——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制高点

"生态社会主义"(亦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价值创新的。这种"创新"的根本点在于:它预示了由工业文明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将会存在一个生态文明时代。其根据既是"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切入点而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理论结晶,又是当代工业文明面临生态危机却难以自我克服,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解决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无法实现的现实使然。据此,"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生存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生产方式上,它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统一与协调,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选择,摈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的行为,反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求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生活方式上,它强调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使劳动重新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本质,并与闲暇一起变为同一过程的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从而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生活基础。在文化价值观上,它强调只有根据生态文明的生态理性来约束工业文明的经济理性,并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人类才能在文化价值观上克服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危机"。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消费观探析

马克思的"消费观"历经了由工业文明的意义向生态文明价值的转型,通过对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建构了生态文明消费观的未来展望。其主要内容为:人类要克服"三大拜物教",必须扬弃工业文明的"必要劳动"生活模式而实行共产主义的"自由劳动"生活模式,因为后者乃构成生态文明价值认同系统的社会存在条件。它具体表现为:就人类而言,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三大拜物教"失去了制度性保障,这为生态文明消费观的确立开拓了通途。就社会而言,由于"自由王国"取代了"必然王国",使"生产无限发展→消费无限提高"的社会目标失去了规律性前提,从而必然让路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就个人而言,由于"自由劳动"的生活模式超越了"必要劳动"的生活模式,使得"异化消费"失去了作为生活目的的资格,从而必然被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所演替。

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格局——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探析

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理路主要表现为:随着工业文明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日趋退化的事实展露,中国人懂得了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反馈对立质底。它具体表现为:在生产方式上,工业文明的经济系统对资源环境需求的无限性与生态文明所需的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特别是自我更新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在消费方式上,工业文明必需的"过度消费"模式与生态文明倡导的"适度消费"模式的对立;在文化价值观上,工业文明将"贪欲"视为社会创新与进步的动源(动力之源与动向之源)的观念与生态文明控制"贪欲"以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平衡的物质变換关系"的见解的矛盾。邓小平对此采取的对策是:在承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综合、平衡与协调中国发展所需的各种目标,在此基础上采取尽可能向生态文明倾斜的对策。邓小平的决策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不容否定的境遇中,他只能否定那种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而必然引发生态危机的现代化,代之以"兼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这使得他能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限制"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文明作用。然而,毋庸讳言的是,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并不能完全实现生态文明。因为既然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具有反馈对立的质底,那么"资本逻辑"对生态的破坏作用也就是本根性的。仅仅限制"资本逻辑"只能降低其破坏程度,而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破坏,就得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依据这种视角,新中国邓小平时期的生态文明思想只能算是"过渡性"、"中介性"的生态文明理路,它有待于接踵而至的"可持续发展观"来超越并发展。

“生态中心主义”之合历史逻辑的形成过程——基于从怀特到达尔文的理路

作为当代世界生态文明的主流思想──"生态中心主义",其合历史逻辑的形成过程经历了由怀特的"田园主义"与林奈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源头上的理论争雄,发展为梭罗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则因其不能脱离宗教束缚而难以成为"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进而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所取代。达尔文的学说完全植基于科学实验并脱离了宗教意境,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这种"生态中心主义"赋有本源性的优点与缺失,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中国“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奠基者——鲁迅的“立人”思想剖析

我们今天倡导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其思想奠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由鲁迅完成。鲁迅用“立人”的取向超越了当时社会改造的思想高峰——“制度决定论”、“人是国家的工具”和“个人乃完全自足的纯粹自性”,肯定了个性的价值在于:它既是社会国家的目的,又是历史演进的现实载体与动力主体。

论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合人道性思想的理论底据与历史理路

马克思伦理观的终极关怀——社会关系的合人道性——是对道德理想的诉求。它确信道德的本质就是人的价值维护和本质完善的追求与实现。由于人的存在乃个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共产主义道德以实现"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为目的,这充分顾及了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但另一方面,由于人是社会化的存在物,个性自由只能在社会中实现,所以,人类应怎样将社会关系改造至社会结合的最佳状态,怎样把社会道德设定为最适应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尺度,便成为伦理学的终极关怀。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才完全合人道性并具有道德终极关怀意义。

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之自我超越──扬弃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视角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学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从充分肯定工业文明意义的"人化自然观"而自我超越为生态文明视角的"人与自然和谐观"。这种超越的主要内容表现为:(1)重新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之理论价值。(2)新定"对象性"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补价值。(3)新定"对象化"关系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价值。这标示着马克思的思想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过程,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探索过程。

维系中国近代化命脉的价值关怀——梁启超“新民说”价值的再评析

梁启超的“新民说”表征着中国近代思想家为民族近代化所指示的新路向 :“苛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这是一个由“鼓民力 ,开民智 ,新民德”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 :“鼓民力”的底据在于“兴民权” ;“兴民权”的前提是“开民智” ;“开民智”的根本乃“新民德”。尽管其中含纳着无可规避的历史局限性 ,但它作为中国人在近代化进程中屡遭碰壁之后而不得不提出的最新选择———必须用人和价值观念的革新为新出发点以寻求历史的突破 ,“新民说”不愧为维系中国近代化命脉的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