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实践探索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为例

营商环境是生产力,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下我国经济已进入由“要素红利”逐渐转向“创新红利”“政策红利”逐渐转向“制度红利”时代,对于市域经济主体的城市发展而言,优化营商环境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显得尤为重要。衢州市在打造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道路上,要持续推动政策配套完善,着力增强政策获得感;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推进便利化改革;持续规范执法监管,着力深化法治化建设;持续深化数字化改革,着力推动治理数字化;持续加大纾困帮扶,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发力。

村民决策中的协商程序——以浙江省衢州市“民主决策五步法”为分析背景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在中国地方实践中产生了不同协商民主的不同表现形式,推动着村民自治的进程。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性民主,浙江省衢州市在处理村级事务中总结了“民主决策五步法”,由于存在一些程序性问题制约着协商民主功能的发挥。要实现村民自治,必须重构村民决策的协商程序。

“四级联创”开辟美丽乡村新天地——浙江省衢州市启动实施美丽乡村创建有效模式

衢州市位于浙江西部,与福建、江西、安徽毗邻,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地处钱江源头的衢州,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有＂浙江绿源＂之美称。2009年,该市在江山市先行开展美丽乡村创建工作。

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实践探索与突破深化研究——基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的调查

当前,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尚处于试点阶段,要大面积推广,需要在制度设计上不断深化完善。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在此方面的实践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要做到功能复合,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风险补偿功能,又要充分发挥生猪产业导向功能;要做到风险分担,既要充分发挥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的作用,又要适度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要做到理赔周期长短适宜,既要适度控制保险公司风险,又要充分激发养殖业主的保险意愿。

山区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SWOT分析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一村一品",是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一种有效手段。如何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创新与完善发展机制。本文拟从正确理解"一村一品"的内涵出发,运用SWOT方法,分析衢州市大力推进的"一村一品"特色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及挑战,探寻发展"一村一品"的思路与对策,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山海协调发展,加快实现"两富"浙江①,以期为全国各地山区发展提供某种借鉴。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以浙江衢州市的探索为例

选准改革切入点是改革顶层设计能否有效落地与改革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为发挥政府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浙江从2017年开始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衢州市的相关探索实践证明,"最多跑一次"改革有助于优化政商关系,再创浙江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并通过充分发挥技术手段的作用,撬动政府管理各个层面的改革有效支点。

欠发达地区人大参与式预算的实践与困境——以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人大预算监督为例

审查和批准财政预算、监督财政预算的执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人大监督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代表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近年来，各地人大按照监督法对预算监督的规定和要求，积极创新、敢于突破，在预算监督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建构服务性微空间可以促进市民下乡吗?——以浙江省衢州市“一米菜园”为例

市民下乡是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市民下乡的规模和程度直接影响着乡村的活力、动力。衢州市“一米菜园”改革模式通过为市民提供服务,促进了市民下乡。因此,结合此案例,提出建构服务性微空间的概念和设想,并探寻其促进市民下乡的内在机制: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为本质;建立灵活的运行机制以保障服务的多样性;实践主体共同认知生成微空间的服务性。在此基础上,探寻促进市民下乡的可行模式:首先,要建立服务主体机制有效性下的“微空间”并嵌入服务多样性功能;其次,探寻多样性服务的影响因素,不同影响因素决定不同程度的服务;最后,基于微空间的多样化服务探寻提升服务性的可行路径。

浓淡相宜“乡土味”——浙江衢州新农村建设纪略

浙江省衢州农村的"乡土味"变淡了:"洗脚上田"的农民,进城成了上班族;到村中公园健健身、散散步,上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看看书、议议事……衢州农村的"乡土味"也变得更浓了:鸟语花香替代了农家小院的苍蝇飞;库区小村办起了艺术节。周末假日,成群的都市人来到乡村,品味着农家菜肴和田野风光……

衢州：打造浙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将衢州打造成浙江省新的经济增长点，是衢州实现经济腾飞的战略目标。

全方位解决民生问题——浙江衢州市“十二五”新农村建设构想

近些年来，衢州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顺应科学发展要求、符合衢州实际、体现农民意愿的“三农”工作路子，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农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农民合作能力与新农村建设——以浙江省常山县ZF村为个案

新农村建设中“建设”的真正含义不是来自外界的施舍,而是农村社会的自我发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的全面落实,没有良好合作能力的村民参与是无法想象的。逐步从传统乡村社会转型过来的村民必须学会市场经济下合作的新形式。农民合作能力的培育只有在新农村建设的各个项目中同步展开,在生动的实践中逐步习得合作经验,提高合作能力。

体制与技术双轮驱动的基层整合式治理创新路径——以浙江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为例

职责与权力、资源配置的失衡,是制约乡镇政府运行和治理能力提升的体制性症结。这一症结源自乡镇体制建构的国家逻辑与基层治理现实需求的内在紧张关系。强化基层治理创新的问题导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与治理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打破“条块”体制壁垒,整合乡镇治理资源,建立“条块”协同治理机制,形成整合式基层治理创新格局,是改变基层治理创新碎片化局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扶贫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制度特征与创新发展——基于浙江省江山市和龙游县的实证分析

扶贫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金融组织形式。在文献综述基础上,以江山和龙游两县(市)为样本,对扶贫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制度特征及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扶贫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运转高效、灵活,能够提升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但是也存在着资金仅限于内部循环和潜在信用风险的问题。因此,应对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进行创新型模式设计。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研究——基于1995-2012年浙江省统计数据

运用浙江省统计数据,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但今后的收入结构可能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反向变化。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农村二、三产业越来越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总体而言,影响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增长。

衢州市设施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涵,其发展程度已经成为当代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之一。近年来,衢州市设施农业迅速发展,但仍存在科技含量和设施水平较低,政策配套扶持不足等问题,需要强政策、重科技、转方式、调结构,更好更快地推动设施农业发展。

浙江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论山海协调发展的行动逻辑与路径

浙江既有的山海协调发展路径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要最终实现山海协调发展,还必须创新途径。论证促进山海协调发展的主体是政府,驱动地方官员行动的最大激励来自于政治收益的计算,按照这一逻辑,形成了一些新的促进山海协调发展的路径。

世界最大的孔子塑像在衢州落成

世界最大的孔夫子塑像,于5月初在孔子后裔第二故乡浙江衢州市的孔氏南宗家庙落成。 据历史记载,北宋末年,宋都汴京(今开封)陷落金兵之手。宋迁都临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

“点”竹成金——衢州市衢江区竹业产业化建设的思考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自1998年实施竹业产业化建设战略以来,至今,全区共创办起各类竹产品加工企业153家,形成竹产品加工专业村47个,加工专业户3231户,竹业总产值由4年前的不足2亿元增加到7亿元.毛竹成了山农的摇钱树,竹业成了该区山区'兴乡富民'的一个重点工程,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