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背景下警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精准实施策略--以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为例

“资助育人”工作是高校思政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教育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也是立德树人的根本落脚点。对于警校而言,“资助育人”工作要以学生的全面成长与发展为目标,不断提升“资助育人”工作的质量。基于此,本文以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为例,提出了立德树人背景下警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精准实施对策,以供参考。

非婚同居关系的立法趋势与我国的法律对策

对事实婚姻的否定态度并没有使更多的非婚同居者步入婚姻的殿堂,相反,非婚同居的数量及其纠纷有增无减。非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当今各国纷纷立法对其予以规制。本文探讨了非婚同居现象存在的原因,借鉴国外的立法实践,提出我国应立法规范非婚同居关系。同居当事人之间应有人身占有权,代理权等人身权利,在财产关系上应适用劳动所得共有制或按份共有制。

浅论我国高等职业法律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法律专科院校的紧迫问题是生存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就是在积累办学经验、提高办学水平和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提升办学层次,由专科教育过渡到本科教育层次。本文在分析高等职业法律教育特征的基础之上,认为我国高等职业法律教育应主要定位在本科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层次,大专层次法律教育随着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可以逐渐淡出法律职业教育市场。

后示范时期法律事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重构

2008年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法律事务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示范建设专业。在示范专业建设过程中,法律事务专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示范建设之后反思,法律事务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因此,应在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指导下,重构、完善法律事务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教学方法的探索与改革

培养应用型的法律职业人才,就是要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案例教学法是训练学生"像法律工作者那样思考"的好方式。案例教学法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均大有帮助,对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法律职业亦大有益处。

培养应用型法律职业人才教学方法的探索与改革

培养应用型的法律职业人才,就是要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案例教学法是训练学生＂像法律工作者那样思考＂的好方式。案例教学法对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均大有帮助,对学生毕业之后从事法律职业亦大有益处。

司法职业院校职业规划类课程实训体系探索

职业规划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上存在着重理论讲授,缺实训体验;重普适性传授,缺适用性内容;重理性论述考核,缺实景运用评估等共性问题。基于此,文章立足司法职业院校,深挖行业需求,探索职业规划类课程“3+X”课程实训体系,关联耦合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在培养通识性人才基础之上,构建司法行业特需的职业意识与职业素养教学内容,为行业有针对性地输出合格且高素养的职场人。

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人性论基础及双重意涵

认罪认罚自愿性有两个层次:一是愿意忏悔;二是追求较轻处罚。真心忏悔这种主观层面的“善念”不仅是法律制度教化的结果,更是深植于人性之中的特质。只有尊重人性并顺应其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了权力和权利的对话机制,在尊重和接纳人性中忏悔之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公权力的经济治理。认罪认罚自愿性包含双重意涵:程序启动的自愿和协商的自愿。程序启动的自愿性是人性中忏悔之善的唯一出口,有助于缓解被追诉人与司法机关及被害人的对抗;协商的自愿性则意味着被追诉人在实质参与的基础上自愿接受协商的结果。

社会性规制及其法律制度安排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性规制产生的依据是市场失灵,即市场的外部性与内部性使社会性规制成为必要。社会性规制的目标主要是保护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权益。市场机制和民法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法、社会法的优势,使得社会性规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具有了必然性。社会性规制的立法应当有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充分体现其意志。

本位观及其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本位观包括家本位、国本位两种 ,它的发展脉络是先家后国、家国一体 ,缺少个体关怀。由此形成的法律文化表现了集团本位和义务本位 ,漠视权利的存在与主张 ,法律文化的刑事性和道德性突出 ,以致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缺失一种制度运行的环境。研究本位观 ,就是解析制度运行的环境 。

浙江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解决机制

土地流转,意味着中国农业将改变几千年来精耕细作的传统,向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高效农业转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是我国的一项特色制度,是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的必然结果,是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进一步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重要措施。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康有序地流转,对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稳定和发展农村经济,推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农民利益,必须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免除权的法律思考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我国法律应在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作证免除权,这不仅有利于瓦解犯罪、提高诉讼效率、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角色定位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机关最为基层的治理单元,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厘清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权力边界,摆正二者的关系定位,明确二者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不同职权维度的双向法律关系,进而揭示出乡镇政府应有的职能定位,既不是谋利,也不是化缘,更不是谋生,而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是“敬佛”。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只有为其提供具有法律保障的救济途径,才能使这一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高职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探索——以诉讼流程和项目实训为主线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结合高职民事诉讼法课程教学的要求,依据高职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职业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以民事案件诉讼流程为主线构建理论教学内容,以民事诉讼主要环节和常见民事纠纷处理为项目构建实践教学的改革,使整个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内容体系更加贴近职业教育的目的与要求。

高职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设计研究——以“诉讼法课程实训”为例

法律职业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培养掌握基本的法律专业理论知识,具有较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较强的适应社会能力、应变能力的法律应用人才。而传统的法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学术的培养,忽视了实践技能方面的训练,过于重视知识的被动的灌输,而忽视了学生主动探究知识的能力培养。文章通过对高职高专法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设计,探索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途径和方法。

对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实习的反思与实践探索

高职法律事务专业实习存在着形式主义严重、总体质量不高、训练实效差、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集中体现在专业的毕业综合实践上.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在法律事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习基地和师资队伍建设,过程管理与测评制度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所作的探索,为高职院校同类专业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与制度设想

环境纠纷的存在本身并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既有的纠纷处理体系是否有化解纠纷的能力。随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导致的环境纠纷日益严重,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作为解决环境民事纠纷的手段以其独特的优势,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与环保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还比较落后,使得我国环境纠纷的处理格外困难。因此,借鉴环保先进国家的经验,检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厘清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探讨构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这一制度的构建进行理论探索,以期这一制度能高效、公正地运行,就成为目前解决环境纠纷,促进环保问题解决的极为迫切的重大课题。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四维”协同教学模式构建——以社区矫正专业为例

为了解答"怎样培养人"这个教育难题,实现立德育人的终极教育目标,以社区矫正专业建设为例,提出从课堂教学、网络互动、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视角构建"四维"协同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维度,要重新梳理构建专业课程思政的理实一体化教学体系,开发课程思政金课;在网络互动维度,要推动互联网+课程思政建设,拓展课程思政网络阵地;在社会实践维度,要重建课程教育实效评价体系,提高课程思政成效;在校园文化维度,要构建渗透型德育模式,树立课程思政典范。

论我国刑法中死刑限制的途径

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争议较大。我国现阶段仍然保留死刑,并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提出应当废除死刑。本文从国际和我国的现状出发,提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根基,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我国现有刑法制度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和司法限制,大幅度减少死刑的适用。

突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瓶颈的治理路径

行政审批既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面向社会直接运行行政权力的重要模式,更是政府与社会公众直接交流的重要窗口,其改革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始自1997年的行政审批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实施,虽然审批事项明显减少,但效果却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致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到攻坚克难的瓶颈期。究其原因,是改革没有触及到行政审批制度的根本症结,没有形成有效的行政审批运行机制。有鉴于此,要打破行政审批改革瓶颈,就必须厘清行政审批改革的历史进程;分析、洞明行政审批改革处于瓶颈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打破传统管制行政的体制密码,确立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扭住限制行政审批权这个行政审批改革的牛鼻子,创新行政审批的运行机制。